老家有句话:大人望种田,小娃望过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家里能发出声响的就是一台“襄阳”牌黑白电视机。村子小得很,天天都是那几张熟面孔,咵的都是那几句家长里短。莫说是汽车,货郎都很少来,孩子们眼巴巴地盼着热闹的春节。
中国人讲究“食为天”,进了腊月就开始准备各种年货,最重要的自然是杀年猪。入了腊月,“杀猪班子”就抬出尘封一年的家伙什儿挨家挨户宰年猪。
农人把肉用盐抹匀,放到土瓷坛子里压实了腌制成腊肉。猪头、猪下水、猪尾巴卤成凉菜。大人说,小娃子吃猪尾巴不流鼻涕,所以猪尾巴就成了孩子的专属。其他的肉用绳子穿了一排一排吊在屋檐下。肥膘炼出洁白细滑的猪油,剩下的油渣也不浪费,抓来就可食,包“包面”时掺在馅里更是味美。
上大学到了北方,吃了各种式样的饺子,却找不到家乡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差的是那一把猪油渣。
豆腐必不可少。乡邻把自家种的黄豆挑到豆腐坊里打豆腐,豆浆翻煮的香气混合着柴火的味道飘出去好几里地。正好遇上堰塘里放水起鱼,父母就去买两条肥硕有劲的花鲢,和豆腐一起炖了,简直就是人世间的极品美味。
老家还爱做黄酒。糯米蒸熟了,拌上酒曲,兑上凉开水,封在酒缸里,等到过年打开,香气四溢。别看度数低,多少好汉喝了三碗就东倒西歪。
偶有人开着拖拉机去镇上办年货,拖箱里载的却是满满当当凑热闹的孩子,镇上不足一里长的街是我们心目中最热闹繁华的场所。商户们把红灯笼、红纸、年画挑得老高老高,就像是在比赛。卖糖果的、卖碗筷蒸笼的、卖馍馍油条的,甚至卖老鼠药的,把街占去了大半。小孩子挤在人群里,只能透过大人的腿缝贪婪地观望摊上五颜六色的商品,还没吃到糖,却被拽到剃头挑子前。剃头是男孩心中的梦魇,煤炉旁排队的个个哭丧着脸,镜子前坐着的几个也号啕不止。好在剃完头就会得到热乎乎的糖油饼作为安慰,这也是童年难得的美味。
年货不外乎糖果、瓜子、油条、年画和红纸。那时候鲜有人买印刷的春联,大家都买回红纸自己写。父亲写得一手好字,邻居常把红纸送来请为代劳。我和妹妹喜欢给父亲打下手,用碟子盛好了墨,把纸裁成合适的规格,再把新买的农历本翻到“春联大全”一页。父亲看一眼,说:“九个字。”我们就忙把纸叠成九个格,再摊在桌子上让父亲写。等我约摸九岁时,父亲把毛笔交给了我,虽然写得歪歪扭扭,却仍能得到大人的赞扬。
三十儿清早,母亲起来准备团年饭,我们也早早起来贴春联。从厨房端来熬好的米汤,再拿一把高粱尖锅刷,我和堂弟一个往墙上刷米汤,一个踮着脚站在凳子上贴春联,沿着院子从堂屋贴到大门,粮仓里的“五谷丰登”,猪圈里的“六畜兴旺”,也要仔仔细细地铺贴平整。再撑起红灯笼挂到屋檐下,浓浓的中国红就这样把年味儿铺了出来。
家乡盛行中午团年,我们四世同堂,热热闹闹地围坐一起,桌上摆放着各色菜肴,火锅里热气腾腾,孩子们端起酒杯笑嘻嘻地向大人祝酒。
这就是我家的年味儿,也是家乡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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