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当时还是春季招生）我上了小学。刚开始上学很不习惯，整天拿棍子拿石头都非常灵活的小手，初次拿起笔来却显得非常笨拙，写什么都不听使唤。老师教写字时，我不好意思在桌面上写，就躲藏在桌子斗下，写完后和同桌的同学相互看着我们写的歪歪扭扭的东西，咧着嘴偷偷乐，倒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和我要好的小伙伴大多比我小一点，有几个还没上学，他们就经常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待我放学后一块玩。有时他们甚至溜进学校，趁老师不注意，从窗户探出头来向我做鬼脸，使我再也没有心思上课了，恨不得立刻就跳出窗外。
一天下午上课前，几个小伙伴将我堵在校门口对我说：厂里（我父亲工作的工厂）许多果树上的果子已长大了，该去摘了（就像是我们自己种的似的），若去晚了就会被别的小孩摘走了。为了邀请我一起去，他们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许多应付老师的主意，经不起他们的劝说和果子的诱惑，我就和他们一起痛痛快快地玩了半天，什么上课啊学习啊全都抛在脑后。我逃学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逃学。第二天，老师问我为什么没来上课，我就胡乱编个理由应付过去了，老师竟未追究，家长也不知道此事，我躲过了一劫。
一年级上半学年很快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没学到多少东西，期末考试就显现出结果了，算数只考了0分。我不知道其中的份量，还照样高高兴兴地把考试卷带回家，交给妈妈，告诉她我考了0分，妈妈重重地给了我一记耳光，这下真是把我打醒了。
从一年级的下半学年，我才开始渐渐进入学习的状态，成绩也很快赶了上来，并且在年级中名列前茅，特别是算数成绩，基本上能保持在前几名。语文成绩虽然也不错，但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糟糕了，经常被我们严厉的语文老师（她正好也姓“阎”）留下来，被罚重复写字，十遍、二十遍、三十遍等等。也不知我的手是怎么长的，一直到大学毕业甚至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把老祖宗留传下来的宝贵遗产“方块字”写好，真是十分惭愧！
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放学后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坐的方凳带回家。在放学后空旷的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小学生，搬着沉重的方凳，（瘦小的人，站到方凳中间，两手提着方凳，一点一点地向前蹭。）无精打采的向家走，那就是我。我当时恨透了语文老师，后来长大成人，才充分领会了老师的一番苦心。（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见到过我的语文老师，无法向她表达谢意和歉意。）
放学回家晚了，家里人也不会着急，因为我的一个算数老师就是我的邻居，她早把我被罚写字的消息，义务地传达到了我的家里。我妈妈也常教训我：写字为什么要那么快，像鸡叨米似的，就不能一笔一画的写吗？我也想写好，可是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干着急。
在上小学其间，我也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候，虽然我不被语文老师看好，但我却是算数老师的宠儿。二年级教算数的杨老师是个很严厉的男老师，上课时极少能看到他的笑容。由于他身体不太好，上课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讲台旁边的方凳上，面无表情的进行着讲解提问。若发现有哪个同学注意力不集中，他手里的粉笔头就会立刻飞过去，几乎弹无虚发。在提问问题时，若被提问的同学没能正确回答问题，他会先让这个同学站着，然后会点名叫我们几个他比较欣赏的同学来回答问题，只有这时他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慈祥地看着我们回答完问题，再转过脸去严厉地批评那个倒霉的家伙，说话声音不高，却十分尖刻。
三年级的算数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名姓。她上课比较随意，在我的记忆中，好象没有看到过她正正规规地站在讲台上讲课，手里总是要拿个东西拄着。要么是给火炉加煤的铁锹，要么是大扫除的扫帚。上课提问时她基本上不让我先回答问题，虽然我的手也举的很高，总是等别的同学回答错后再让我回答问题。待我答完问题后，她两手拄着铁锹，把下巴支在手背上，慢慢摇晃着头，不紧不慢地说：“看看都是怎么学的，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在课堂上听四十分钟，有的人什么也没学会，有的人就学的那么好。不要整天就会吃、玩、睡，也虚心向某某同学学习学习，取取经。”每当这个时候，我表面上不敢笑，可心里那个美，真美，把语文老师数落我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四年级教数学的白老师是我家的邻居，虽然我学习不错，她对我却并不怎么关照，还时常将我在学校的不良表现，迅速转告给我的家长，结果可想而知。
五年级的算数老师也是个女老师，这个姓张老师对我更加看重。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上课时也不拘小节，甚至经常将脚蹬在讲台的桌斗里。开始同学们还感到有些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她对我和另外一个算数比较好的同学非常信任，很多次在考试完后（甚至包括期中期末考试），和我们商量着把我俩的试卷批改完，就把其余的试卷向我俩面前一推，“拿去把，改完后打上分再给我拿来。”。
我俩很高兴地接受这项既光荣又让同学们羡慕的任务，同学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俩手中了，不过我们一直很尽职尽责。
珠算课我们开的比较晚，五年级才开课，考试是一对一面试，老师先面试了几个同学，就把我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照着她的样子一个个地面试其他同学，并评出甲、乙、丙、丁。我没有参加老师的面试，竟也得了个“甲”，好像我就应该学好，实际上我的珠算确实学的不怎样。
每到寒假或暑假，班主任老师都会将同学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相互搭配，以便互相帮助。由学习好的同学任小组长，我基本上每次都是小组长。假期的前几天，一吃完早饭，就张罗着小组的成员在一起写作业。每天都有一定量的作业，我写的比较快，作业写完后立刻骄傲地向同学面前一放，说道：“抄去吧”，这就算是互相帮助了。写完作业后，小组成员就可以一起混天黑地的去玩了。
在学习上我也遇到过小的挫折，有一次期末考试语文只考了八十多分，虽然我的字写的难看，但成绩一向很好，这样的成绩对我来说是很意外很难接受的。那时候放假前要进行家访，一般由班干部负责，家访时将成绩单交给家长过目，并由家长签字再返回学校。虽然当时社会上学习的氛围十分糟糕，但我们的学校还是比较严格的，家里对我们的学习成绩也很看重。
家访这一天，由于感觉成绩不理想，担心被家长骂，就天真地想在半道堵着家访小组，把成绩单拦截下来，随便找人签个字算了，不让家长知道。结果在楼梯口等了将近一天也没等到，开始小伙伴怎么劝我出去玩我都没答应，直到后来觉得班干部们今天不会来了，才敢放下心来去玩。结果晚上回到家还是挨了一顿批，原来家访小组傍晚才到我家，并向家长反映说我骄傲了、退步了等等，打了一个不好的小报告。
小学时的少先队组织叫红小兵大队，开始是配戴红领巾，后来改为袖箍和臂章。红小兵每年发展两批，学校给每个班一定的名额，由全体同学在老师的启发下民主选举。虽然我在班级中的学习名列前茅，但和同班的同学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因为课余时间我主要和临近的小伙伴一起玩，和同班同学一起玩的少，对班集体也不太关心，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缺点，在选举时我就得不到什么便宜了，只能得到稀稀啦啦的几票，总也不能当选。一直到三年级后期，也就是第六批我才光荣地当上红小兵，也许是大家实在是不好意思不选我了吧。
当上了红小兵，就不好意思再对班集体漠不关心了，也主动争取为班上做点事。那时学校冬季用火炉取暖，为了防止火炉夜间熄灭，需要有人晚上回学校再察看一下，再添加点煤，封一封火。由于我家离学校最近，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学校的大门，从家里出门五分钟就能走到教室。因此，我就把这项光荣的任务争取过来了。在我负责看管火炉的几个冬季，一直兢兢业业，从不敢有丝毫的马虎，除了有时会忘记了将晚上烤的红薯清理干净，第二天烤红薯的香味会影响同学们上课的注意力外，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
入队后，我也有机会当班干部有资格评“五好”学生了（当时好像是林副统帅提出的“五好”，现在改为“三好”了），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只当过一次算数课代表这样的小干部，评上过一次“五好”学生，并且由于贪玩，还错过了学校“五好”学生集体拍照的活动，也就没能保留下这份荣誉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