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此时，我是悲伤的。时间在毕业游之后就过得飞快，仿佛这两个月只是一片树叶落地的时间。我们总是把事情提前，毕业游大三进行，毕业论文大三完成初稿，于是与大家的离别，也在大三悄悄地完成了。
大学在田忠辉老师、胡玉兰老师、司马老师和郑瑞侠老师的大一新生动员大会上拉开序幕，在自我介绍、竞选军训负责人中缓慢前进，在文艺理论课上首次接触大学老师渊博的学识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在清风老师、卢建红等老师的课上意识到大学的老师不都是教授，在部门、学生会中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在搬宿舍中意识到读广商很折腾，在大学考试中才发现老师的话不能尽信，上课的内容不能全听。可是我却忘了哪一位老师陪着我度过大学的最后一课。这种只记得开始，忘了结束的感觉，和记得开始相爱却忘了分手一样使人难受。
也许，田老师还在讲着文学理论、美学和文艺批评，讲着文学里的叙述者、叙述视角、文学里的真实，讲着审美对象、审美准则、审美体验，讲着陌生化、意识形态、后现代，讲着尼采、罗兰巴尔特、海德格尔。我不记得他的言辞了，可是却记得他笑起来眯着的小眼睛。
也许，杨凌老师还在讲着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们纯正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矫正我们的发音。老师爱笑，虽然年纪挺大可是很有童真，像奶奶一样给人的感觉很亲切。我不记得她教我说什么字了，却记得她教我时手放在嘴巴上模拟发音的样子。
也许，牛太清老师还在讲着古代汉语——这一门传说中枯燥无比的课程，事实上也很枯燥。可是我们学到的不是怎么去翻译那些古文，不是去记得这个字古今意义上的不同，不是去知道古诗的韵律怎样平平仄仄平平仄，而是学到了老师教导学生的孜孜不倦和负责任，对一件事情必须细心、认真才能把它做好。我不记得古诗中“粘”“对”是怎样一回事了，却记得她讲课讲到重点处眉毛扬起手指点书的样子。
也许，清风老师还在讲着当代文学史，讲着白先勇的《台北人》，讲着杨沫的《青春之歌》，讲着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讲着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讲着阿城的《棋王》，讲着激进文学、红色文学、革命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讲着余华、卢新华、刘心武、池莉、韩少功，拿着按PPT的按钮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为我们表演小说里主人公的表情和话语。我不记得他的PPT说的是什么内容了，却记得最后一节当代文学史课上我们流着泪惜别。
也许，胡健生老师还在讲着外国文学史，讲着莎士比亚，讲着巴尔扎克，讲着雨果，讲着《奥德赛》，讲着《巴黎圣母院》，讲着《高老头》，讲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席勒式。这是一位把外国文学爱到骨子里的老师，是一位把辅导学年论文的九个学生的初稿都一个字一个字看过、修改过，再为每人提供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辅导时间的老师。我不记得他在课上慷慨激昂说的话了，却记得在辅导我论文时提醒我“语言要简练，要用书面语”的样子。
也许，卢建红老师还在讲着现当代文学，讲着陈映真的《夜行货车》，讲着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讲着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讲着龙应台，西西，魏德圣，黄碧云，张爱玲。这是一节强大的课，这是一个没有架子的老师，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发言，自由辩论，跟老师开玩笑。我不记得他怎样分析《盛世恋》里的爱恨情仇了，却记得他爱坐上第一排边上的桌子听着我们回答问题的样子。
也许，郑瑞侠老师还在讲着诗经中优美的诗篇，讲中文系各个老师的介绍，讲漫长的文学史。我不记得她说中文系要怎样怎样做了，却记得她扶眼镜时轻轻擦鼻子的样子。
也许，胡玉兰老师还在讲着民间文学，穿着她的旗袍，戴着扩音器，我不记得那些史诗、神话、民间艺人了，却记得最后一节民间文学课上，老师让我触动的话语。
也许，太多的也许，都变成了我们回不去的过去，忘不了的回忆。可是当我想把回忆继续时，才发现，这一年，我已经没有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