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仅26岁的青年，突然写出一部“自传”来，已经很不寻常，如果这个青年，原本是一个日本人，自传却用中文写就，就更让人惊异。近几年在中国高校中人气飙升的加藤嘉一，新近出版的《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就正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有意味的是，加藤的这部“自传”，除了写艰辛的童年、窘迫的家庭，以及他如何来到中国旅居等等这些个人经历，更多的笔墨还是他用中文写作的观察和评论文章。
这个被媒体称作“日本韩寒”的日本80后，正在以他的特立独行，吸引着国人的关注，而他观察中国的角度和深度也引人思考。
解读80后
社会对80后这个词汇，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记者：我注意到，你接受采访时说过，其实日本并没有80后一说。但你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概念。你怎么看中国80后的说法？
加藤嘉一：80后、90后或者海归派，中国社会现在有意分类的做法，其实也有它的理由。因为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很多新鲜事物不断涌现，大家都愿意很轻易地给出一个框架，贴上一个标签。虽然都只是在玩一个概念，但它确实能给那些年轻人带来一种归属感。我一直认为，中国现在讨论80后，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从生存状态来说，80后是幸福的一代，他们有很多选择。
记者：是这样吗？事实上，80后作为一个群体被质疑的声音也不少。
加藤嘉一：社会或者媒体的质疑———无非就是说80后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责任感———其实这是把他们的希望和遗憾，全部都压到80后身上。全世界的80后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困惑中，不断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所谓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或者说责任感，都被抬高了。其实80后也很清楚，自己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责任。在这种矛盾之下，才会产生争议。这是我最基本的解读。
记者：按中国的说法，你其实也是一个80后。很多人也在拿你跟我国80后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寒作比较，说你是“日本韩寒”。
加藤嘉一：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日本的韩寒。但是，我相信媒体那样比较，是有道理的。毕竟我和韩寒的性格、人的状态，包括阅历，都比较相似。但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同。你可以在我的书里看到，我是那种看到日本社会不合理的现象，不公平的现象，就忍不住要发言的。可能这点上，我比韩寒更犀利。
记者：我个人觉得你比较理智，比较冷静，韩寒可能是更率性而为一些。
加藤嘉一：你的说法让我很高兴，韩寒是自由自在的，他的风格就是这样，他可以什么也不在乎，这是他的性格和背后的生长环境决定的。我不一样，我是在没有归属感甚至是无家可归的状态下成长的。而且我又是到异国他乡，必须适应习惯这里的环境。还有我的性格，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我相信我的文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理性的。所以可能我写的东西更加的稳重。
韩寒的做法很娱乐，状态很娱乐，我的状态不是。他是从娱乐的角度去利用媒体，我是从学术的角度去利用媒体。但是我相信我和他的很多观点，有相近的地方。
自说“观察者”
这些年的成功，给予我最大的收获是自信
记者：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你怎么评价自己所做的事情？多年的观察之后，回头再看日本，你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与发现？
加藤嘉一：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说起来无非是八个字：观察中国，反观日本。你也知道，现在日本的经济和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中国的。在中国，有超过两万个日本企业。也就是说，我们日本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发展的怎么样。所以我相信，我的这段经历，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记者：在观察了多年之后，对于中国的整体印象有什么变化？
加藤嘉一：说内心话，七年前的时候，我没有说必须要观察中国，也没有想到要扮演一个观察者或者表达者的角色。何况，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自己是要写作的。但是环境改变了我，或者说造就了我这个人。
作为观察者，我自身肯定是有所变化的，所以，没有很直接地与刚到中国时比较过。中国毕竟很大，那些文化味道比较浓厚的城市，它们根本上的东西是不变的。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地与它保持距离。
记者：这种不远不近的态度，我觉得很值得肯定，因为有距离，才能看的更清。
加藤嘉一：我还好，因为从小独立自主的意识就比较强。别人的意见和劝告，我会非常认真地去听，但最后还是由自己决定。我相信，只是拍马屁的文章，读者肯定不爱看。一味地把问题放大的批评，人们也不会爱看。还是要平衡，还是要距离。
记者：你之前说过，来中国时没有想到会写作，但是这几年来，无论是写时政评论还是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实际上你还是在用你的语言和文字，介入到社会公众事务中来，这种变化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加藤嘉一：说内心话，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回避。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我个人的努力和对社会的敏感，那我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更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时代、环境的改变，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年的成功，给予我最大的收获是自信。我觉得白岩松说的特别对，我所做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复，对于我这些年做一个评价和总结，我觉得时间还不到。
评价“自传”
评论我的过去，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
记者：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年轻人出自传多少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但你的这本《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一直被当做是你的自传。
加藤嘉一：其实我不太同意它是所谓的自传。我觉得自传，可能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相对比较成功，另一个是在一个人的晚年，所有的事业都完成之后，开始着手做的一个东西。从这两个意义上说，我都不太符合。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我是成功的，但是我现在才26岁，假设我能活65年，那现在还早。
我一直把人生大概规划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成长期，一个是充电期，最后是集大成期。因为我准备去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阶段的自传。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
记者：你在这本书里也提到，其实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有了这本书。那么你写作的初衷与立意是什么？
加藤嘉一：我只是评论我的过去，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拉开距离去写。如果能通过我的回忆，让中国的同龄人认识到一些东西，也很好。
记者：应该说，在中国，你的这种观察者的身份，已经十分成功。为什么又会决定到美国去？
加藤嘉一：是，在中国，可以说我很成功了。但对我来讲，如果我只有中国的经历，回去之后肯定不太被接受。所以，我希望在美国呆至少两三年，平衡一下我对外的观点和看法。
不管怎么说，中国和美国，对于日本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我现在想看看，美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
记者：这种离开，就像你在书里也提到了，你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包括你到北京来，也包括，你人还在北大，又批评北大。
加藤嘉一：对。但是我觉得（那些问题）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
记者：问题是，这现象并不是北大才有。
加藤嘉一：因为我在北大，只了解北大。北大那边其实没有人批评我，他们都说写的非常好。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这么认为。在没有人否定的情况下，总得有一个突破口总得有人去说。
记者：我觉得，抛开北大的问题不谈，对中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对中国人而言还是很新鲜的，当然可能也有点不信任，那么这种观察还是不完整的。
加藤嘉一：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把情绪把握的比较好。首先我是用中文写作的；第二，我尊重中国的国情；第三，我也尊重中国读者的口味。但另一方面，我的身份决定，我是一个外人，这一点我也很清楚。我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个空间。作为外来的第三者，很多话题我是很乐意去说的，而且我相信，我说了也不会受到什么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