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权力之争中莫名地被推上皇帝的御座，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气数将近的南唐；他在忍受不了父亲的严酷教育愤而出逃，被抓回后，命运强塞给他一个弱小贫困的普鲁士王国。
面对南唐的现状，他选择了不闻不问，依然故我，整日诗词歌赋，陶醉于填词作曲，毫不理会渐行渐近的赵匡胤的军队，早已步步逼近他的都城；而他则收起钟爱的长笛，手执长剑亲自指挥西里西亚战争，为普鲁士的壮大不懈努力，使得因三十年宗教战争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德意志地区重新走上富强之路。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后的三年，他最终于七夕之日被毒死，做了个短命的皇帝，后人哀叹他：“做个诗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而他于1786年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后去世，享年74岁，是一个公认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笔优美的作家，留下了《战争原理》、《政治典范》、《布阵法与战术纲要》等诸多著作。他终身热爱文学艺术，擅长吹奏长笛，一生写了四部交响曲和一百多部长笛奏鸣曲，后人称赞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君主”。
前一个“他”是南唐后主李煜，后一个“他”就是普鲁士第三任国王——腓特烈大帝。
他们的命运曾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本意都不想为王，都有着文学艺术方面的专长，也可以说都是曾被命运安排错位置的人。然而结局却是天壤之别：李煜国破家亡身死，让后人嗟叹；腓特烈大帝却在死后留下了一个强盛的普鲁士，令后人景仰。差异产生的原因显而易见：对同一问题，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命运安排错了你的位置，你会怎样？
面对问题，李煜选择的是避退：他避开了战斗，只图自已有个安身写词之所，他逃避战争，南唐也就难逃沦亡，他鸵鸟般躲在诗词的王国里，终究还是难逃国破、家亡、身死的命运，只留下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怨来埋怨命运的错位：他是词人，而非君王。
同样的问题，腓特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接受与应对。我想，当年幼年的腓特烈面对父亲——威廉一世无情地撕碎他的音乐书时，内心一定也有怨恨；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帮自己出逃的朋友被处死，他一定也是心如刀绞；当他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与汉诺威公主联姻时，他一定也曾埋怨过命运的弄人……即使他在继位后，也完全可以像同时代的彼得三世或者中世纪的那些“只管生前享乐，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的君主们一样，放下政事，专心于他热爱的艺术，我想即便是这样，人们也不会责怪他，或许人们还会说他“做个乐师真绝代”呢，然而，他没有，他在继位的时刻就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要令普鲁士振兴。于是，面对弱小的普鲁士，他放下手中的长笛，振兴国家成了他亟待全心全意投入的事业。
早年偷偷阅读的文学、哲学类作品使得他成为了开明的君主，他在普鲁士实行了义务教育，设立了柏林皇家科学院，设立巨额奖金，以此来鼓励人民探索科学，他还给人民以出版和言论自由，甚至允许书店展出以自己为对象的漫画，他没有放松对军队的建设，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对人民横征暴敛，而是将私人收入的8%用于军费。由于他的呕心沥血，很快使普鲁士成为了德意志的霸主。
有位名人曾说过：“世界上有许多事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这就是责任的全部意义。”面对命运的错位，我想，李煜则牺牲了南唐成全了他个人的诗词，至多也只能是落得个“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无奈评说，腓特烈大帝则牺牲了个人的钟爱，成全了整个普鲁士的昌盛。正因为这样，我对李煜有的只是惋惜，但对腓特烈大帝则充满了崇敬。
假如命运选错了你，你该怎样？
我想我已经从腓特烈大帝的一生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