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刚到农历四月，我心里就充满了对端午节的向往。期盼那芬芳的艾蒿、美丽的彩线、清香美味的粽子和鸡蛋，这个传统的、具有浓郁风情的节日陶醉了我的童年，温馨着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庄河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那里祥和安宁，民风淳朴。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家乡和当时全国所有的农村一样贫穷。那年月，粮食金贵，青黄不接时，断粮的人家有的是，吃了上顿下顿能接上流的已经是上好的日子了，别指望置办什么年和节的。端午、仲秋等民间节日都当成平常日子过。母亲是乡邻公认的能过日子的人，勤快，干净，明事理，懂规矩。母亲过日子极讲究，她常说，生活要勤俭，但年要像年，节要像节。在贫困的年代里，母亲精打细算，用勤劳和智慧不仅保证了我们不断顿，逢年过节还能为我们制造出不同的惊喜。每年端午节前半个月，母亲便开始着手筹备了。首先是做彩线，用祖传的钹槌子捻棉线，再用自制的染料染色，在太阳下嗮干，捋到一起，相当精致。虽然每个环节都是纯手工，但均匀，顺滑，五彩缤纷，完全可以和现在市场上卖的相媲美。这些彩线在小端午——五月初一早晨分带在我们姐妹三人手腕和脚脖子上，简直就成了我们当时的高档首饰。母亲接下来还要扎小笤帚，拔艾蒿，做猴子，这些挂在门上的物品一样也不能含糊，但最大、最隆重的项目还是包粽子。
母亲事先采好了苇叶和马莲草，抚平，捋直，放在堂屋的大锅里蒸煮几个小时。我们每年包的都是黄米，这东西来得不容易。因为糜子产量低，为了让社员多分点口粮填饱肚子，生产队是不种糜子的。母亲在靠河边的一片荒滩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开了一小块地，从姥姥家拿回来一把糜子种种上，除草，施肥，精心侍候，秋天竟打了十来斤糜子，第二年再种，年复一年。黄米早就辗好了，提前泡上。母亲包粽子的技术是没得说，包得又快，又大，又光滑。母亲总是站在灶前包，我们三个孩子就围在盆边看着，不一会儿就包好了。母亲在锅底架上柴火，一般都是比较粗壮的硬柴，锅里添上水，粽子一层层地摆好，再在旁边放几个咸鸭蛋和鸡蛋，盖锅开烀。母亲坐在灶前添柴，我们就在堂屋里玩耍，等着粽子出锅。听到“咕噜咕噜”的声响，粽子就开锅了，满屋子清香，院子里、街上都能闻到。我们更加欢快了，再烀一个小时，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粽子了。
粽子烀熟后，母亲先拣一些送给爷爷奶奶，再拿几个送给邻居的孩子，剩下不多的，我们每个人只能吃到三四个。但我们仍旧欢喜，在满屋子的清香中吃着母亲绵软喷香的粽子，剥上几个鸡蛋鸭蛋，那种意境是任何盛宴无法比拟的。
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提高了，端午节吃粽子已不再是奢望。我们家搬到了城里，母亲渐渐地老了，身体也不如以前。每到端午节，母亲仍沿袭风俗，一一准备好每种用品，起早包一大锅粽子，父亲在楼下安全避风处架一口大锅，用提前拣拾的干树枝、木板生火烀好，分成三份，挨家送去。我们多次劝过母亲，“别包了，多费事，买点吃把。”母亲却是相当执拗，“买的能和我亲手包的一样吗？我自己包的多好。”
今年年初，母亲病了一场，目前刚刚恢复，但身体还很虚弱。我们老早就和她打招了，“今年的粽子可千万别包了。”母亲没言语。前天回家，却看见母亲坐在厨房梳理新买的叶。“妈，不是说过今年不包了，你身体能行吗？”“能行，妈活一年，就让你们吃一年妈包的粽子。”我两眼都是满满的泪水，多少年来，粽子里包裹的，是母亲的爱；我们吃到的不仅是母亲清香可口的粽子，一直是在分享着母亲爱。母亲年逾古稀，仍在付出她无尽的爱。我决定，今年一定跟母亲学会包粽子，明年我来给母亲、给全家人包，传承这飘着粽香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