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上的讲演(1940年4月22日)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根据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大而得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效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
导读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原因是“五四”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含义，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对传统道德、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第二，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文学革命;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腐败政治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这决定了“五四精神”，注定不可能进行单一视角的归纳。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崇尚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以进化论眼光肯定现代化，否定传统道德与价值观;而五四政治运动中，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与五四启蒙理想在对待西方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相互冲突。可以说，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阐释目的，就“五四”的某一方面含义进行强调。
陈独秀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反对旧道德，张扬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与重要角色;他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倡导者，与胡适等人一起，倡导白话文学;在1919年以学生游行为导火线的五四政治运动中，他亲自上街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原先包括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离：陈独秀、李大钊投身政治，胡适退回书斋搞学问，鲁迅则“荷戟独彷徨”。他们任何一位来阐释五四精神，都会是不同。作为“五四”的全面参与者与领导者，陈独秀似乎是诠释“五四精神”的权威角色。然而，这篇演讲，陈独秀显然并没有试图对五四进行“全面”的阐述，他只是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着眼于五四政治运动，阐释政治视野中的“五四精神”。因此，他强调的“五四精神”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而他演讲的地点——中国公学——恰好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因此，演讲者的身份和听众对象，决定了这篇演讲，是一篇以五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干预政治为楷模的宣传、鼓动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