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县的古运河畔，一个小小的村落──儒林村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抱，这里绿树浓荫，泥棚茅舍，村民们都是来自外乡的农民，他们聚居在这片沙丘连垣的河滩上，休息繁衍，传宗接代。由于生活所迫，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们，不是给邻村的地主扛长工，便是给人家当佃户；不是在这河上当船夫、纤夫，便是到他乡卖苦力。从清初到新中国成立三百余年间，这个偏僻的河滩上从来没有过学校，文盲在村民中占绝大多数，即使有个别人到邻村读书，也只能念上两三年，认不了几个字，儒林村便有点名不符实了。新中国的成立给这片河滩吹来了和煦的春风，他的第一代大学生之一，第一代作家之一，蜚声我国当代文坛的刘绍棠就出生在这片连绵的沙滩上，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知识分子，至此，儒林村虽不是知识分子多如密林，但他却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光彩。
刘绍棠生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纵观他的创作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生时代：
一九四二年，六岁的刘绍棠跨入了学校的大门，他聪明好学，长进惊人，七八岁时就能阅读当时的一些小报、剧本以及故事书籍。十岁便进入冀北有名的文化古城──通洲读高小。在此期间，当时通洲的一些高中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绍棠十一岁就成为该会的会员。他反对老师的命题作文，为此还挨过老师几次手板哩！但最后还是缠不过小绍棠，对他的作文采取了自己命题不限时间。他参加的读书会出版的油印杂志还连载了他的小说《飘雾》。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个武侠小说，人物全用班里同学的名字，这个是寨主，那个是侠客，一伙同学之间争相传看。
一九四八年，十二岁的绍棠高小毕业投考北京市立二中，在五千多名考生中，他首屈一指，名列前茅，而获得公费。四九年元月一日北京解放，学校由军管会接管后，组建共青团，当时绍棠因年龄不够，被批准为少先队员。
四九年十月《北京青年报》发表了绍棠的第一篇生活小故事，从此他跨入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嗣后，便接连在《新民报》、《光明报》、《进步青年》、《河北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
五零年四月，十四岁的绍棠加入了共青团，是年底，他获得了《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当时的河北文联秘书长、《河北文艺》主编、诗人远千里从北京招考编创人员，录取名额极少，且绍棠并未报名，但千里却给他写了信，让他到河北文联去。在河北文联的半年期间，绍棠受到了一次文学创作的基本功训练，除阅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外，还受到了孙犁作品的熏陶，孙犁的作品使绍棠眼界大开，吸入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摸索到了切合自己实际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
一九五一年八月绍棠给孙犁写了第一封信，给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寄了第一篇小说。五一年秋到五七年春，绍棠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作品。
五二年元月一日，《中青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绍棠的小说《红花》，并加了编者按，在全国青少年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关注。这年九月，《中青报》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绍棠的又一篇小说《青枝绿叶》，，五三年这篇小说选入了高中课本，当时绍棠也正在高中就读。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岁的绍棠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六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从绍棠进入学校大门至在北大学习这段时间，他不仅学习文化知识，且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成绩，为其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初登文坛时期。
五五年，十九岁的绍棠经过高教部的批准，由北大退学，团中央保送他到中国作协文学研究所第三期学习，后因其他原因未能入学，这年新文艺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浆声》。
五六年绍棠二十岁，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又一个
中篇《夏天》，他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经作家康濯和秦北阳的介绍，绍棠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月，经团中央批准，绍棠成为专业作家，回到运河畔的家乡担任高级农业社的党总.支书记。这时候，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年轻的绍棠开始探讨，思索一些文艺理论，文艺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有关问题的论争中，绍棠和当时的青年诗人邵燕祥坚决反对极“左”一套的高压，他发表了《写其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一文。
五七年绍棠二十一岁，却已出版了六本短篇小说集，如《私访记》、《中秋节》等。新文艺出版社还决定出版他的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并刊登了预告，发了消息，这当然是非比寻常的事。有人曾说：“学跳舞年纪越小越好，搞文学年纪越大越好。”我以为，看大小并非绝对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三十七、八岁，那时他的文学功底自然已很成熟，而绍棠却有其特殊的一面，他应该属于文坛上的早熟者吧！是年三月，北京市委邀请绍棠参加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他谈了和写了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心得体会，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些浅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暮春灯下随笔》等文章。同时还发表了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槐花夜奔》。这些作品中，虽然歌颂的是社会主义的光明与美好，但却揭露了一些生活的阴暗面。反右斗争开始，这年元月十三日，《文艺报》发起，全国各文艺刊物响应，对他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理论批判，调子一天高似一天，斗争不断发展，虽然团中央领导考虑到他年龄太小，又一贯表现较好，写了不少作品，极力对其保护，但当时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还是背在了他的身上，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以“青年作家堕落反党”的黑典型进行全国批判。这时，他那已送到印刷厂发排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被退回。
五八年三月，绍棠被开除党籍，此后他在北京远郊的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参加劳动，接受政治改造。
六一年底，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又发表了小说《县报记者》，但时隔不久，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实际上是剥夺了他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
六二年至七八年这漫长的十六年，绍棠虽身陷囫囹，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仍顽强地生活和创作，始终未为求生求职向“四人帮”一伙奴颜婢膝，逢迎乞讨，而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常识和文史知识，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
第三阶段，重返文坛时期。
七九年春节，共青团中央彻底改正了刘绍棠五七年的问题，给他恢复了名誉、党籍，肯定了他是热爱党、热爱毛泽.东、热爱社会主义，肯定了他五七年的理论探讨是允许的，肯定他发表和出版的百万字的作品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五七年的论文、小说不是毒草。元月二十七日《中青报》发表了这一消息，三月四日新华社向全国报刊发表了这一消息。至此，二十多年来来强加在绍棠头上的紧箍咒被砸开了，他扬起了新的生活风帆，大口吸取获得新生的清新空气，对生活充满激情，精神昂扬，投入新的战斗，开始了新的青年时代，在《北京文艺》七九年五月号上发表了《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的文章，表示要从他被中断创作生命的五七年开始，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和广大人民效力，为社会主义文艺辛勤劳作，弥补他失去的二十一年的创作青春。从七九年到八四年他发表出版了三部长篇《春草》、《地火》、《狼烟》。发表了八部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芳年》、《两草一心》、《二度梅》、《鹧鸪天》、《渔火》、《小荷才露尖尖角》、《京门脸子》，发表了《含羞草》、《燕子声声里》、《芳草天涯》、《十部香草》等几十个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散文、短论。除此，又重新出版了早期的中篇《运河的浆声》、《刘少棠小说选》。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任常务理事，同时还在通县县委兼任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