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杲杲，蝉鸣声里，寂静铁箍一样箍住群山，一个年轻人脱掉衣服，躺在晒得炙热的岩石上，听任背上烫起燎泡，他几个小时躺着不动，望着天角久久不去的闲云，内心也像烈日炙烤一样的痛苦；——这位年轻人就是“文革”时期的朱多锦先生，一个为思想付出惨重代价被时代抛弃的人。
那时的朱先生在周边人看来冒着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研究“文革”运动换来了“恶攻罪”的罪名，诗歌、日记被查抄，当时给诗人带来诗名的诗歌《告诉我，黄河》就被搜出销毁。随后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大山一样压来，灾难像脚下的流沙，稍用一点力，就会把他吞没；1972年夏天发配到聊城郊外的山东师范学院“五七干校”劳动，65级的毕业生70年就都分配了工作，而他没有工作的机会，只有屈辱和屈辱带来的痛苦守着他，在干校当传达、种菜、清理厕所、垒猪圈，累得全身像散了架，每天仅有一条狗为伴，和流放无异。
苦闷，无以释怀的苦闷，再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深深的沟槽。在干校，挂满花边般霜雪的林地，他默默地劳动，想把全部的痛苦埋进心田，想让它们安静地呆在里面，可是不能，它们时不时地冒出来，铁锈一样腐蚀着灵魂。他沉进痛苦的渊薮，却无法向痛苦屈服，他必须扞卫内心的圣地，在痛苦中发出声音，他拿起了笔，痛苦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心底释化的压抑和屈辱，都化成笔下的诗行；诗歌成了他对痛苦的宣泄，对失落的人性的呼唤，对文革的抗议性思考，对苦难生活的反刍，诗歌也彰显着他不羁的情怀，给挥之不去的痛苦带来了慰藉，使心灵得以苏息，灵魂得以舒展。
知识分子其实是灵魂始终在炼狱中煎熬的人，要活下去，就得在痛苦中找出意义。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经受得住痛苦。必须要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脑子里都是无意识地跟着一次次的运动前行，而不去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拉车不认路、“指到哪打到哪”一无定见的驯服工具，形成了可怕的集体的无意识，这些人平安无事，生活的相当惬意，骨鲠敢言的朱先生则成了时代的弃儿，处的对象也悔婚离去，已成大龄青年的他后来在农村找了个对象。
深秋向晚潮气初泛，他徘徊黄河岸边，抹染夕晖的母亲河如一川铜水滚滚东来，而他的眼中却透出幽如远山的哀思；暮色苍茫中他露宿河岸，夜听涛声呜咽，任凭迷惘的泪水濡湿两颊。今天的朱先生已经是一位65岁的老人了，黑黑的清癯的面庞，瘦瘦的身材，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迈得挺大，一副急匆匆赶路人的样子。现实生活中他确实也是如此，每个周只有四天住在省城，他周一一早从齐河老家赶回济南的杂志社上班，周五晚赶回家乡，游走在家乡、都市之间。晨露初湿，他就已经登程；明月降临，还走在返家的途中。在夜色渐浓的黄昏里，土腥味儿浓浓的冷风拂入胸怀，庄稼地从脚下悄悄伸向黄河堤岸，伸向远方的天际。一个处在城乡交错、心离家乡最近的城市诗人，独行在郊区的路上，常常抒发为文的万端感慨，梳理思想的整个脉络。他的好些学术思考、诗歌构思、形象思维和图像思维的撞击都是在回城返乡的途中完成的。“由于我对命运的思考，我的命运竟是思考命运的一种命运”。十多年间往返奔波，寄居省城茕独一人，个中甘苦只有诗人本人清楚，他在省城没置下房产，在家乡也没置下可人的家业，没多少浮世的财物，到现在还背负着十几万的房贷。尽管自己一直受着经济的压迫，处在清贫的生活中，但他富有的精神储备并不是常人具有的，他今天更多的还是形而上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日甚一日的敏感，日甚一日的尖锐。他关注打工阶层、关注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对城市发展的忧患、对城市人群生存状态由来已久的忧患，作品充满了对当下痛苦与磨难的质询、孤独忧思、愤世嫉俗、苦闷彷徨的痛苦。他的现代城市叙事诗，直通思辨，作为原生态的自在的写作，运用美的“审丑”来“反讽人生”，更多的具有了社会批判精神，展示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品格。
今天的商品社会不动声色地消解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把文学当成抬轿子、吹喇叭的工具，和以前政治挂帅大兴“文学工具论”没什么两样。尽管一些钻谋下海、和经济沾边娱乐大众的作家挣到钱了，但文学毕竟是人学，是寂寞和贫寒中的事业。“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歌唱娱乐人的歌妓”，只有不为世俗功利所动，以全部的痛苦的精神能量进行毕生的经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文学观念的成熟是人的核心观念的确立，付出的代价越大，在现实中就越痛苦，而这种痛苦成就了朱先生文学作品的深沉厚重，诗歌是他剖析社会、抨击丑恶、平息内心痛苦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今天，还有些人无端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对他的作品进行这样那样的诋毁，其源盖出于对这位老诗人和他的作品的不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不该说却偏偏要说的人，一个打断骨头也得求真的人，一个以个人遭际和付出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换来当今思想解放的人，应该是有功于这个时代的人。
一位诗人的作品，由于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而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价值。看一个诗人，不仅要看他能够立得住的诗，还要看他的身世、创作分期和有关他的论述，这样才能更准确一些。有诗评家说朱多锦先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诗人，此话虽有待商榷，但并不见得有什么不好，“作家应该背对文坛面向读者”，一个真正的诗人未尝不是如此。朱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命运，不是分工”，他把写作看成他来世间的一种宿命，那是诗歌来写他，而不是他去写诗歌，他崇尚的一直是自在的写作。2005年，朱先生诗歌研讨会吸引省内外上百位诗人、诗评家的参与，一本专门介绍研讨会盛况的专着《泉林晤语》，在当下很有诗学影响。“文章憎命达”，富贵者写不出好作品，安于清贫，“迎风临川，破衫如帜”的朱先生，文学上的成就将是奉送给他的最丰厚回报。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很少有仰望星空的人，朱先生应该算一位，他的很多作品将在更远的岁月释放出光辉，正如省社科院杨政先生说得那样：“他可能在今天还比较寂寞，但是在他的身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评价他，研究他，尊敬他，认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