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这部170余万字的书，是我读过最厚的一部，也是我最愿推荐的一部。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止于大陆文革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书关注更多的是，在大师光环下，他们作为一个学者最真实，最温暖，最可爱的一面。退居台湾的“傅大炮”，穷困至买不起一条棉裤，却仍将史语所好生安置，而撒手离去。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曾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然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甚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纵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却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能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郁郁而终。
留守大陆的，林徽因、梁思永、吴金鼎、陶孟和等，在文革风暴来临之时，早已作古，算逃过一劫。可陈寅恪、吴晗、曾昭抡等却在文革期间惨遭批斗，甚至失去性命。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了79位院士的叶企孙，一直默默无闻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却仍惨死文革。可他们在威权面前毫不畏惧，始终捍卫作为学者的尊严。我想这也许就是赵翼在《题遗山诗》中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吧！在民国那个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年代，孕育出无数英才。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虽拥有短暂的“幸福”时光，却不得不在国家危难之时，卷入民族、国家与革命之中，空有一腔“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却难以企及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而作者的知识面广博确使我感慨良多。作者以既全面而又不突兀的笔触再现一批大师的轨迹，又如生地为我们展开他们丰功的画卷，使我深刻看到最具影响的几大学府的发展和灵性。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在民国那个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年代，知识分子们何去何从？我想正如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对于文化道路的思考：西潮来袭，有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人选择了墨守成规。在潮起潮落中，对传统的坚守，对新潮的吸收，才是我们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
还在历史学系的时候，一位老师说：“我们怀念民国的学术氛围，不是民国先生们学术多么高超，而是先生们的风骨我们再也见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