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家，弄堂里的家，连同弄堂一起早已被拆除，片瓦不留。新的建筑已造好，有高楼也有道路。无情的岁月撕裂了过去，旧的去了，新的来了。
我行走在我儿时生活的区域，在家的附近，寻找我儿时遗留下的碎片，遗留在记忆里中的碎片。
家的隔壁是“大饼摊”，“大饼摊”好像仍然在散发着大饼、油条那馋人的香味。“大饼摊”的隔壁是“烟杂店”，“烟杂店”总是难忘的，“烟杂店”是小人的零食罐，一分钱两根的“盐津条”，可以吃上两天；一分钱两粒的“奶油咸味糖”，也可以吃两天。“烟杂店”是家庭主妇的“针线包”，一根缝衣针，一段缝衣线，随到随买。“烟杂店”也是抽烟人的烟盒，各种牌子的香烟，全部可以拆零卖，一根至数根按需供应，“水烟丝”、“旱烟丝”论包卖。“烟杂店”里的货物，大到钢精锅子、热水瓶；小到牙刷、牙膏、洗衣皂、“自来火”。居民日常用品基本上一应俱全。
“烟杂店”的隔壁是“老酒店”，“老酒店”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一家小店。一开间门面的老酒店，由一个卖酒的柜台和两张吃酒的台子组成，“老酒店”里除了供应老酒外，还供应简单的下酒菜，老酒和下酒菜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老酒有另拷的，也有瓶装的。另拷老酒按客人需要的量，店主从酒坛里拷出需要的量。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粮食和食品等还是十分的匮乏。在一个冬日里的下午，至于是那一年，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过年前，幼儿园里放寒假，我在弄堂里玩，只听有人叫“园园”（我的小名），我回头一看是我的祖父。祖父手撑一根竹竿，手挎一只棉布包袱，来到我家。我安顿好祖父后，大概是年龄太小的原因，几乎没有与祖父聊上几句，又回到弄堂里玩去了，一直玩到母亲下班回家。
母亲见阿爹来了，叫我到隔壁老酒店，另拷二两土烧酒，买些下酒的小菜，祖父喜欢喝酒。
我拿了玻璃杯和母亲给的钱，到隔壁“老酒店”拷了土烧酒。至于下酒的小菜，只剩下了两只咸鸭蛋，别无选择，我把两只咸鸭蛋全包了。拿回家后，当母亲用刀切开咸鸭蛋时，我惊呆了，咸鸭蛋的蛋黄呈黑色，我以为是坏了的。祖父却说黑色的咸鸭蛋黄，好吃，比金黄色要好吃。我没有吃过黑色咸蛋黄，因此至今不知道，黑色的咸鸭蛋黄到底好吃，还是不好吃。只是知道，至少现在，黑色的咸鸭蛋黄是少有的，也许当时，则是常见的。
祖父是第二天早上回家的，手撑竹竿回家，回家后没有多久，他便故去了。
祖父的一生，可以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祖父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祖父家的周围，是“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是“八·一三”抗战的战场，是解放战争中，上海战役的战场。祖父家的房屋毁于战火，又在战火的间隙中重建。好不容易熬到太平盛世，偏偏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我徘徊在儿时经常行走的马路上。马路两边的弄堂，已被高高的公寓楼所替代。近代上海产生的弄堂文化，正在被撕碎，而在这里则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当代的楼宇文化。对于楼宇文化，我知之甚少，也不甚了解。其实，我根本无法去了解。
可是，当我来到儿时的居住地区，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我熟悉熏陶过我的弄堂文化。
我仿佛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酱油店，紧挨酱油店的是米店，酱油店和米店是我们经常要光顾的。籼米一角四分钱一斤；粳米一角六分钱一斤，盐和酱油也不过是一角几分钱一斤。粮油都是凭票证供应，自带盛器，按照票证上规定的份量，定量购买。盐和酱油好像是敞开供应的，其实，盐或酱油这些东西，不管人的食量大小如何，吃得总是少量的，多吃是要吃出毛病的。
我仿佛闻到了，马路对面“跃进食堂”阳春面的清香；生煎馒头的油香。八分钱二两一碗的阳春面，一角钱一两四只的生煎馒头，一角钱一两一碗的小馄饨，吃起来总是那样的津津有味。“跃进食堂”的隔壁是剃头店，剃头店里剃头，虽然讲究，但价格贵，我儿时从不到剃头店剃头，而是在剃头摊上剃头。剃头摊上剃头，价格便宜，大人一角五分钱；小人一角钱。
其实，我不大情愿回顾那些，苦涩和无奈的往事。可是，映在脑子里的东西，偏偏很难除去，尤其是儿时的记忆。然而，我还是回顾了。我想，人类不能因为现在穿了衣裳，而忘了本来曾经光身的模样。
我在幸福和苦涩中成熟，在那个年代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