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冷一过，初冬的冷就来了。在山村，天越冷，人们就越盼着下雪，就好像我们都藏好了，雪怎么还不来似的。
每年冬天总有一段时间迟迟没有雪的消息。雪的缺席，让人们看不到美丽的覆盖。也增加了漫长等待时的乏味。
在村庄，一进入冬天，农田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撂倒，拔的拔，割的割，捆扎的捆扎，只有野草还在哪里，连根都冻透了。人们在农闲这段时光里，等着冷，等着雪，等着春天一点点化开，他们好派上用场。
雪总是要来的。
下雪了，田野里白茫茫一片。耕地在华丽的睡眠下不允许对土地心怀不轨的脚印出现和靠近。墙上的钟表不加选择地为冬天捐赠漫长的等待。月亮重复太阳，偷偷为森林里动物的脚印保守一切秘密。门前的雪在月光下找到了窗户，它要往明亮的灯光里捐赠银白的宁静。
记得小时候初雪一落下，我们的雪爬犁，雪冰板，冰嘎之类的用具兼玩具又都有了去处。在陡峭的河提上，河谷倾斜的陡坡上，甚至家门口高高的土坡上。沉重的爬犁被力气大的孩子拖到提顶或坡顶。一群孩子蜂拥而上，可怜的爬犁在严重超员的情况下沿着光滑的雪道飞速冲向谷底。爬犁把所有的孩子都甩在一边，自己悠闲地冲向终点，笨拙地旋转几下停靠在它的码头。那些中途被撇下来的孩子，或坐在雪上，或躺在雪里，或骑在雪上，或趴在雪上，或跪在雪上，或斜靠在雪上。他们把嘴里的雪吐出来或吃进去，找到自己的手套和帽子，然后又开始抢爬犁，都希望爬犁在自己手中，都想与雪疯个够，都想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他们的快乐就像他们的鞋一样在雪地上乱踩。踩过小雪，踩过大雪，踩过那个吱吱嘎嘎的童年。
零下三十度的寒流被我们早已适应北方寒冷的鼻翼吸到肺里，经过加热打个滚再把它还给天空，那呼出来的热气像远走高飞的云雾消散在苍穹之下。山村的雪仿佛就是我们的摩天轮，在雪中冲浪是我们廉价的礼物，昂贵的专利，执拗的骄傲和无穷的回味。当笨重的爬犁晃晃悠悠冲向坡底，我们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雪的子孙，是会呼吸的快乐宝贝。仿佛我们一不小心就滑入生命的迷人之处。
有时候你能看到三俩一群的妇女走在路上。那个刚买的高跟鞋没来得及钉防滑鞋底，被碾压的溜光的雪撂倒。身子一倾斜，就听到一惊一咋的女高音尖叫，等人们回过头看向她时，她已经失态地坐在地上了。摔倒的自己冲着摔倒的自己一抽一抽地笑，也分不清是自己笑自己还是在替别人笑自己。同行的伙伴笑够了才懒洋洋地把她扶起来。两个人扶着厚厚的雪地羽绒服和她身上的雪以及她的笑声，像搀扶伤员似的一边走一边在白色的呼吸里唧唧咋咋地讨论着。她们的高跟鞋踩着雪吱嘎吱嘎的声音像踩在精致的碗上，那么富有瓷性。
在我的家乡，远处是山的白，云的白，桦树的白，是田野一览无余的白。近处是白雪覆盖屋顶的白；是袅袅炊烟穿过树影的白；是篱笆木桩撑起一排排雪球那充盈的白；是飘落在窗台上的雪对着玻璃窗花窃窃私语的白。它们穿越月亮和星星，穿越野草和冰凌，穿越天空和鸟儿飞过的树枝，逶迤在一起宛如大地白色的猎人，监视着走过村口走过树林的每一个脚印。只有那炊烟不理会雪的存在。它们那么倏忽易逝，那么飘飘然然，它们轻盈的像梦，不留痕迹得消散，无可挽回，却又耐人寻味。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雪就是我们没有老师的课堂。积雪中诞生的游戏犹如白色的呼吸穿越嘴的天空，模糊了娱乐与乏味、寂寞与等待的界限。
积雪慷慨的柔软、疏朗、润泽与明亮带给我们特殊的娱乐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它时常散发出草木与泥土休息的气味，光线和温度冷却的味道。那是正常的平民世界所应有的味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雪一样如此坦然地把自己交给我们，交给世界。连自己的影子都舍不得留下。它我们心中没有秘密可言。
自从进城务工以来，很少看到家乡那么好的雪。城里的孩子大多都是家长花钱为他们购买兴趣和快乐。他们隐藏得更私密更隐蔽。偶尔在某个角落看到没有孩子陪伴的雪人，给人一种视而不见的冷落和寂寥。仿佛它的存在感被忽略得荡然无存。灰蒙蒙的雪，在城市里装死。
为了让别人对自己看起来更像城里人或者阻止别人或者不给别人机会把我当成乡下人。我和雪的关系疏远了。我神经兮兮的放荡与不羁，以及我身上像耕地和田更的骨头和肉，都要收敛到和街道、公交车和向灰蒙蒙天空张着鳄鱼嘴的楼群协调一致。
时间长了，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我就对着城市的脸颊、额头和疲倦的面孔喧哗。所谓的城市就是在利用人们超越了生存底线的基本需求来强迫乡村或者朴素的可怕的农人为他们的优越感捐赠瞩目。如果你打算靠擅长巧妙地傲慢、合理的欺诈、和深邃的自我而活着，你就得在外地的城里人和城里的外地人之间缩小你不光荣的差距，直到你所在的城市稍微宽容你。
童年是我唯一可以炫耀的一部分，是我有限的触动，与那些见不到厚得能藏身的雪的孩子相比，我的童年总是比他们快乐一点点。它缱绻在我的记忆中覆盖着岁月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