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桌上放了一本新购的散文集《少年琐事》，慢慢读来，我便也记起了我的童年。
大概是95年的样子，我在村小学念二年级。学校叫安宁小学，因为我们的村庄就坐落在安宁 河边上。小学校白天封闭，不让进出。有高年级的男生便在后院墙挖了一个小洞，刚好容下孩子的手。墙洞的那头，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奶奶，约莫70岁光景，常年支了火炭炉，烤一些红薯卖给我们。大个的3毛1个，小个一些的则是2毛。农村孩子最早感受到的香味，就是从这个不大不小的孔洞一次次飘进来。
为了这不可名状的香气，我便在这年最寒冷的冬天，悄悄地把父亲攥下的废铁卖给了村头的肖铁匠，用小书包装了三次,一共8斤半换5元钱。这自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不敢一股脑花完。于是，化整为零，藏了4元在母亲的缝纫盒底，用蓝色的布盖着，剩下1元塞在校服的领子里。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来万一事发，有一个交代；二来如果没被发现，这些钱基本够我买一个冬天的烤红薯了。
一切进展得顺利，天总是冷，雪一阵接着一阵，但是有了烤红薯作为加餐，我读书也更加卖力了，好几次考试，都是两个班的第一名。腊月很快到来。天还没亮透，就开始早读。估摸着教我们的民办教师还在骑车来的路上，我决定邀上班里的几个孩子，和心爱的烤红薯最后一次告别。依然是先交钱，后交红薯。小心翼翼地把1块钱递过去，不一会儿，冒着热气的拳头般大小的红薯就递了过来，伴着墙那边老人家念念声音：娃仔，慢些，用校服兜着，别烫着，烫着。烫是不打紧的，我做东，便让伙伴们先拿。一个个小家伙接过香喷喷的烤红薯就蹦蹦跳跳回到教室。留我守着墙洞，眼巴巴地等着我的那一个。
没等得及把校服的一角圈好迎接我的红薯，墙外就响起了民办教师那台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的铃铛声，脆生生的铃铛在冬天的早晨格外刺耳，一眨眼功夫，车就停在了墙外的碳炉子旁边。“里边是哪个班的？给我站抖”。这一声呵斥，我就呆呆地站在原地，等他从校门一溜烟转进来，一只手扶着结了薄冰的自行车龙头，一只手提着我快冻掉了的耳朵，回到教室，站在讲台上当众宣判。
“刚才就你一个人？”“班里还有没有”老师厉声问，先前回来的几个伙伴把头埋的死死的，攒劲把吃剩的红薯皮塞进木质课桌的缝隙里。
“没有了，就我一个”
“下午把你爸喊起来！”
“他，他下地去了”
“下地？大雪天的，下地？你别扯白，喊起来！”
下午1点，我父亲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小学校昏暗的教务室门口，一边给老师赔礼道歉，无非就是娃儿不听话扰乱了学校秩序云云，一边用了狠狠地的眼神盯着我。为了立马及时地对不听话的儿子进行教育，下午课也不上，我就背上书包，跟他往家走。
回家的路只有1里，父亲走前面，我走后面，耷拉着脑袋，头也不敢抬。他不说话，偶尔回头看我。雪纷纷扬扬地落在父子身上，落在路边的麦田里，落在屋舍。
等到回家把门关紧，我就在堂屋里蹲好了马步，这是父亲教训我的办法之一。他教训我总有很多办法。现在，他端了条凳，坐在堂前，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卷，一边铁青着脸。“知道哪里错了吗？”“不知道”。话音未落，一只脚就飞了过来。我往后踉跄，站定。“知道哪里错了吗？”，“知道了”。“哪里错了？”“不知道”，话音未落，另一只脚飞过来，这次我便连踉跄都来不及，直挺挺地倒了过去。
只听到母亲在一旁一边抹眼泪，一边幽幽地骂：你这个独货，要把他打死才好，打死了少操心！
等我又回到学校，已经是下一个礼拜了。校长在升旗仪式上点名批评我，罪名是逃课凿墙买红薯，并公开决定对学校后院墙进行加固，从客观环境上杜绝我再犯。我窃喜，校长并没有公开说我偷家里的废铁卖，这是叫我不至于在同桌女生面前抬不起头来。遗憾的是，再也买不到烤红薯了。这样想着，眼泪就顺着护耳帽的边缘粒粒滚落下来。
后来，家里的肉食多了，也就渐渐忘记了烤红薯的味道。我于读书还是格外卖力，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成绩稍微下降，父亲教训我的办法总有很多。四年后，我以小学校第一名成绩考上了镇中学。再后来，从县城高中毕业，我就渡过安宁河，搭上开往北方的火车，到省城念大学。
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我有每年只回家一次的习惯，自然也没有见过那位卖红薯的老人。听父亲说，有一次赶集，她拉着父亲的手说：你家牙仔可是长大成人了呵，那年因为偷偷买我一个烤红薯，吃都没吃着，你把他打成那样！
我好奇父亲是怎么回答的，父亲也不看我，埋头静静地捋他的烟卷，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一句“不打不成人！”
去年春节，听小时候的伙伴说，老人终究是没有熬过冬天，走进了后山的坟岗里。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凉，漫天的大雪里，想起了二十年前烤红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