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这封信写于1037年，欧阳修时年三十岁。当时，宰相吕夷简在位，多有非议。范仲淹进《百官图》暗刺吕夷简任人唯亲，上书指斥吕夷简，因而得罪宋仁宗和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府。当时朝臣多有论救者，左司谏的高若讷认为不当救，当众斥责范仲淹及言救者。欧阳修便写了这封信痛斥高若讷。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奏仁宗，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2]
作品赏析
《与高司谏书》一文，作者通过层层铺排对比，指责高司谏虚伪、谄媚，言辞激烈，是书信体议论文的典范作品。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欧阳修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欧阳修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欧阳修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岂可不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不可谓不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之犀利，语锋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层层蓄势，反话正说，笔触激荡，大有针砭肌骨的锋利。
二、对比叙事，戳其贼貌。与其说欧阳修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欧阳修在心底潜隐着“猩猩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更令人激愤不平。欧阳修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卑鄙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欧文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历历分明。作者在文中活画出高司谏媚骨十足、颠倒黑白的丑态和贼貌。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欧阳修绵长深厚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出奇崛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具，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欧阳修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极尽论说家义理、考据风范，让对方无可遁形，真相毕露。
这篇文章采用层层说理的论证方法，先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叙事，虚写高司谏正直秉性，却以实写来揭穿其虚伪本性，前后文顿显跌宕之姿，行文灵活多变；后以横向对比凸显范文正与高司谏人格的高下，比较中杂有浓浓的批判精神；最后层层剥茧，依情循理，对高司谏的丑陋与卑劣行径予以痛击，从而使说理呈现出睿智锋利的光芒，真正收到了有的放矢、针针见血的论证效果。从语言风格上讲，欧阳修褒贬分明，直言不讳，把他的喜怒爱憎情感毫无遮拦地加以表述，情愤激越，体现了一代文豪不存芥蒂的畅达胸怀和硬朗豪迈的气节风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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