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2019-04-15文言文

  【原文】

师说

  作者:韩愈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作品介绍】: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2]。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写作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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