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在操守上，可为风范。解放后，范长江身列高干，却并不搞享受。他住北京罗圈胡同，单位给他分了两排房子，他觉得太宽，向组织提出要求：要退一排房。当年，房子是国有，国家负责修缮，四清运动时节，范长江去了外地搞四清，回到家来，国管局已将他家旧房子修葺一新，他问谁修的？儿子说是政府给修的，谁家的油不好揩，公家的油好揩哒。范长江却去问国管局，问清修房子用了多少钱，他一分钱也没少，将钱交了去。
范长江是配了公车的，当年公车与如今公车真不是一个概念，那公车是办公的，不是办私的。这是有制度的：干部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里扣除。制度在，操守不在，那制度也多半不在。用车制度基本成摆设，大家都不登记了，更不从工资里扣钱了，范长江却是严守规章的，司机几次公车私用，没上报，范长江跟他说了几次，他没听，以为范长江摆姿态，哪想范长江发了大脾气。此后司机便严守制度了。
范长江的爱人沈谱曾说过一件事。当年范长江生病住院，无法工作，没去上班，请了病假。病愈，他去单位，拿起工资表看，他住院期间，工资一分没少，都在他的表上，他便对爱人说：“我没有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范长江的爱人也是高操守，贤内助，将范长江生病期间的工资全上交了。
当下据说有很多“范儿”，有些确可为“范儿”，有些名不副实。比如有些学者其学识蛮高的，可以学高为师，但德低未足为范，或是名气足大，而品不足为范。行为世范者，比如做新闻不捞钱、当干部不揩油的范长江，便是值得高歌的名士范儿，可以命名为“范长江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