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美历史文化及观念差异
中国学生打工表现消极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沉重的学业负担挤占了学生课余活动的时间，“独木桥”般的高考制度更促使学生在假期也参加无数补习班。但体制的因素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
一方面，历史文化差异不可忽略。中国受到历来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在封建社会严苛的层级制下，科举选拔人才是垄断性的晋升机制—读书是唯一出人头地、获得社会地位的机会。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读书并不一定能获得成功，“读死书”的人受到社会的讽刺，但大学高等教育相比职业学院仍享有更高的社会认可度。高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高中生及其父母而言，意味着人生的“转折点”，进入一所好的大学至关重要。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高中生毕业后，可以自主选择进入社会工作，申请大学，或者先体验生活—寻找个人兴趣特长—之后再决定继续高等教育，美国高中生在抉择上拥有更多自主性，美国父母也会下放更多自由权。
另一方面，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观念差异也对中美高中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一种普遍的教育观是：高中生的首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就是学习，这种观念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中极易演变成为群体心理，当学习成绩在当今中学教育体制下被认定为最高甚至唯一评价标准时，这种集体心理规范了大众的意识形态，课外活动和暑期打工被排挤到中学教育的角落，是集体认知的盲点。而在美国，个人主义观念则强调个人的差异化发展，高校申请评判标准多样化，社会对学生的评定也不局限于学习成绩，而是鼓励学生发展个人特点，这种个人自主的意识在美国中学教育模式上得到良好体现。曾本友指出：“美国高中质量极性追求不仅指合格和优异间的差异，还指个性化差异，并从考试内容与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形成了为研究型人才奠基和培养大批合格劳动力的教育模式。”这种个人自主的意识使美国高中生更倾向于从打工等课外实践活动中发觉自己的特长能力，不局限于书本学习。参考文献：
赵霞，孙宏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消费意识与行为的比较研究（下）[J]学生发展与德育管理 2008（11）：46—47、
曾本友、中美高中生质量极性追求与教育模式比较[J]外国中小学教育 2009（9）：19
吴伟仁、美国文学史及选读（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