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中，他称对方“张老师”而非“张厅长”。“我是以大学生的身份与他交流，叫他张厅长就是官话了。”他解释说。
他还给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写信，提出“高考命题要有学生参与”的建议，指出“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脱轨现象”，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他寄出去的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予以了回应，书记委托秘书给曹湘凡打来电话，转达了六个字：小伙子，好好干。他为此深受鼓舞。
但身为一名高龄的专科生，41岁的“小伙子”很难摆脱被歧视的命运。他为写作论文《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去一家检察院调研，并向办公室主任咨询：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到这里来工作，需要什么条件，要找什么关系？
他愤愤不平地转述对方的回答：“你要是教我们的孩子，我放心，但你要到我们这里来工作，连扫地的资格都不够。”
他不满中国普遍存在的年龄、身份和学历歧视，羡慕美国70岁的老人还能做消防队员，还援引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说，干部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但老曹不得不感叹：“40岁是人生的黄金年龄，却是找工作的黑色岁月。”
他的中学母校把他作为勤奋执著的典型写进了校史，曹湘凡投去简历，没有回应。他想报考公务员，但超过了年龄。他打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学了3年法律，不考，会很遗憾”。他也希望有人请他做培训师，在全国巡讲，培养高考的偏科人才。
在长沙寒意肆虐的冬日，曹湘凡独自一人住在那间逼仄杂乱的屋子里，凌乱的床边是一堆凌乱的报纸，那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渠道。这位大学生没有电脑，还不会上网。他在大学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学会了发手机短信。 他曾被村民讥笑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现在，他的自我定位变成了“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他房间的书桌摆满了各种高考资料，《中国行政诉讼法》、《简明证据法学》等几本专业书被裹在其中。
妻子在他入学的那一天就生气地离开了他，去了深圳，她预言丈夫“一毕业就会失业”。但老曹总觉得，“多读点书是有用的”，虽然，他连妻子基本的梦想都没法满足：不如把家教做好，在长沙买个二手房。
至于待在农村的年迈父母，对这个执拗的儿子已没有任何要求，“基本不谈我的前途，只希望我不违法”。
刘鹏，曹湘凡入学以来的辅导员，却呼吁企事业单位能给他就业的机会，“他心态正常，毅力坚定，相信以后的工作也会很扎实”。对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刘老师赞不绝口，称他的精神可嘉，“对社会也是一种激励”。“我愿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他。”刘鹏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湘凡连续两年获得了5000元的助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