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朋友，我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径——他北上，我南下。在长沙告别校园生活后，我去深圳打工，最凄苦时被迫睡过草地，后时来运转得以承包一个小店铺，继而经商，继而写作。三言两语打发了我的10年艰辛“下海扑腾史”，我表露心声：“我希望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朋友笑了，举杯，相对一饮而尽。“我们都没变，都仍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确实，我和他，都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或许更应说，我们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读中学时，就可瞧出端倪——他使劲写诗，我努力读书。告别校园踏足社会，我们俩一南一北，相互的生活与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无缘，但也绝非平铺直叙风平浪静。一年，一年，又一年，哪年都可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母亲说，“某某的姨妈说，他非常努力。”朋友的姨妈是我家紧邻，仅几步之遥。母亲又对我说：“你比他更努力。”知子莫如母，千真万确。天没赋我异秉神才，读书时我属于苦读；做生意时，无后台更无雄资，我只有苦干……一分耕耘终有一分收获，可喜的是努力没有浪费。
与母亲一席谈后，她上床睡觉，我仍在回想当年“金戈铁马”。尽管我曾是个“愤青”，而今也依旧热衷于对事不关己的国家政策政纲喝东斥西甚至热潮冷讽，但，我得坦白说句公道话，一点都没错，我始终属于努力的人，可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使我远比电视剧《一年又一年》里的刘威他们幸运。我不用像刘威们那样为追求“三大件”而累得哭爹叫娘，又不必担心“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我只管埋头努力得了。因为，我赶上了好时候。我的跑仕途的朋友，同样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否则，我们再努力，也是白费力气。 我在我的《在乡村行走》书中讲过一个真实故事：我的父亲曾因走村串乡私卖过十多斤旱烟，被定性为“投机倒把”送进牢里，等母亲哭啼啼卖了猪缴足罚款才在大年三十的上午领回他。
我父亲是个比我更勤劳勇敢的人，但可怜的他，撞上了悲哀的时代。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脚步被禁锢不可怕，思想被禁锢更可怕——当我1993年刚分配工作马上办停薪留职去深圳找工作时，我父母居然还会被吓得不轻。
当年吓得不轻却又无奈于我的固执的父母，而今是彻底放下一颗悬着的心了。生养过6个孩子的父母都已年老，但他们眼未花心还明。他们看得很清楚，儿女们的生活是一年更比一年热火朝天，两老的心里也就热乎乎的，十二分的熨帖。然后，有一个明摆着的事实，父母一直没看透彻。儿女们和周围那么多人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固然与各自的刻苦勤奋有关，但更深远的原因是，一个被隔离在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之外的闪亮大时代来到了！
何谓大时代？在我看来，就是思想自由了，每一个人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