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以后，文学给我的是非之心、善良之心、卑微之心，使我得以将自身比较完整地保持下来，始终对一些人和事不以为然，对所经历的生活知道感激，对身在其中的世界充满敬畏。我的故乡是一个被我在写作中称为“姑娘草坡”的小村子，连我们的足迹都装不下的一个小地方，也可以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如果我没上过高中，没进入师专，不热爱文学，那么，我永远不可能明白小小弹丸之地藏着多少人间的苦楚！作为一个祖宗几代都是农民的人，我们的身后是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村庄，是一种宿命，如果我不热爱文学，我就是迟钝的、麻木的，对这些将一无所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纲领和蓝图在高空铺陈，月光照白地上的万事万物的时代，一个民工忽然累死，弥留之际仰望星空，月明星稀，他在浩瀚的苍穹里面能够看到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看到高空的铺陈之物。文学会告诉我们，他看到了什么。
文学为我们恢复了人的正当位置，它给了我们一颗完整的心，唤醒了我们的灵魂，打开了整个世界，并在我们的心与世界之间开辟了一条通道。如此丰厚的馈赠，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我以为是没有。一些人认为他为文学牺牲了所谓仕途、金钱、事业甚至爱情、婚姻、家庭，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一定要讲条件的话，那仅仅是你对文学的真诚热爱。
而我对文学的真诚热爱，假使说心里有一颗种子的话，那么，是师专对我的浇灌，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在师专读书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写作。通过在师专中文系的学习，了解了一些文学史常识，我逐渐明白写作有无数种可能，但对于具体的写作者来说，只有一种可能。我在有了粗浅的写作实践之后，这种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是不一样的。进一步说，写作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发现。世界在不同的窗口、不同的方向朝我们打开，我们看到的事物，与另外一个人看到的不同。以师专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为例，孙世祥写作长篇小说《神史》，写出了一个农村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发愤苦读，一开始的动力可能很简单，比如说是为了将来吃上米饭、穿上皮鞋、娶到一个穿裙子的姑娘，渐渐地，就会上升为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命运，改变家庭的命运，当这些实现了之后，一个村庄、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就进入了视野，最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是心中的块垒，经过一番冲撞、打拼、挣扎，头破血流之后，人生理想又逐渐缩小，对国家和民族做不了什么，就对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做点什么吧，仍然做不了，就为家庭和个人而活着，悲剧在于，个人也会走向毁灭。我认为，这是孙世祥的重大发现。而在雷平阳的诗歌中，他发现了自己对故乡的爱是针尖上的蜂蜜，将耗尽他一生的悲悯。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发现无处不在。在诗歌《杀狗的过程》里，他发现杀死那条狗的，不是主人手中锋利的刀子，而是狗这种可怜的动物，对它的主人和整个人类的信赖。再以中文系的作家老师为例，杨昭的《日蚀》，我的理解，是对人性之恶的发现，其中的悲悯无所寄托，世界在“故乡”展开，是一幅“出埃及记”的场景；胡性能的《有人回故乡》，他发现的是，故乡，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回不去了，而他的写作，也许就是要找到一条回“故乡”的路，这无疑是一项绝望的工作。 我认为，没有发现的写作，是故事会，是今古传奇，是新闻速写，是现象学上的记录。我的文学理想，就是要做一个有发现的写作者。
写作也是一种手艺，一门技术。手艺、技术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所以，不断地写，没日没夜地写，写废掉一批，推翻重来，其必要性、重要性可想而知。对于像我这样的起点很低的写作者来说，写作训练尤为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写作训练看成是对一条道路的寻找，走在写作之路上，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要到哪里去，作出判断的永远是文学所馈赠给我们的那颗心，我们必须忠于那颗心，并用那颗心去发现。
从我进入师专的那一天算起，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两手空空、一事无成，像一条小爬虫，爬过生命的荒漠和绿洲，惟一感到欣慰的是师专给了我文学梦想，这个梦想引领了我的人生，而我的全部欢乐和幸福，都是这个梦想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