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几个“造包”，被大人喊到农业社的办公室，也就是我们谭家祭祖的堂屋，勒令站倒，大人们则团团围坐着，像斗地主似的挨斗受批。社长（即我的长辈，我称之为幺叔）说：“你们几个家伙，烧毁集体甘蔗，破坏集体生产，就是破坏集体化道路，你们自己说，该如何处置。”我们知道惹祸不小，深感理屈词穷，悔不当初。便低头不语，无言以对。大人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这个责骂一通，那个数落一回！有人说该挨打，有人说该罚跪；有人说弄去游街，有人说弄去劳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劳改”这个词，反正晓得肯定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最后有人提议说：“把他们几个身上的衣裳剐了！”我们真的被脱得精光，赤条条地瑟索着，被各自的大人领回家。第二天，比我大得多的二娃跟我说：“大人脱衣裳是吓我们的。昨天晚上，衣裳就被各家大人偷偷领回家了。不信你回去找嘛，肯定有昨天穿的那件”——原来大人只不过虚张声势，吓唬吓唬我们罢了。无非是警戒我们今后别再惹事生非，胡作非为。我们也确实深感太出格，太张狂，太放肆，太没规矩了。倘若在房前屋后玩火，烧毁了房子，我们到哪里去躲雨避太阳啊！岂不惹出更大的祸。
熬糖，小孩儿过家家，也有好奇贪玩的一面，更有嘴馋贪吃的一面。那时的蔗糖可是高级糖，高级享受啊。可谓人穷现丑，饿极生悲。今日想来也是非常苦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