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烙在记忆深处的痛》
时光的河流，可以冲走心中无数的记忆。不管是曾经的悲伤，还是曾经的欢乐。不管是成功的喜悦，还是失败的烦恼。然而，有一样东西，却让你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终生难忘。那就是，当你眼睁睁地看着你最挚爱的亲人无奈地、不舍地、抱憾地离去时，而你却是那样地无助，那样地无能为力。
——题记
小外甥先平的离世，让我整整自责，痛心，悔恨了三十年。外甥离世那年才十二岁。外甥有一张圆圆的脸蛋，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那双大眼睛里总是透着一股伶俐和聪慧。他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只要见过他的人，没有不被那个孩子的天真可爱所吸引的，他的亲戚邻居们也没有不喜欢那个懂事的孩子的。
那一年我在村小学当老师。一天，大姐步行了十多里路，火急火燎地来到我们家。一见到父母亲，大姐眼泪便哗哗地流了下来。正在做饭的母亲忙停下手里的活，急忙走上前去，扯起衣角给大姐擦眼泪。你怎么了?大丫?母亲一问，大姐哭得更凶了，眼泪象下雨一样，越流越凶。
是婆家人欺负你了?还是?正在一边用高粱桔扎扫把的父亲也站了起来，关切地问。
没有人欺负我。是平儿，平儿他大姐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平儿他怎么了?父母几乎异口同声地问大姐。
平儿，平儿他得了白血病。大姐绝望地回答。
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对肚子痛，腿脚痛这些乡下人常犯的病，可能还很熟悉。而对这种病，他们几乎连听都没听说过。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一部风靡全球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剧中女主人公幸子得的就是这种病，幸子的遭遇，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关注。人们为幸子人生的不幸而泪流满面，更为幸子与病磨顽强抗争的精神而折服。但是当时中国农村有电视机的家庭，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尤其是身为农民的父母亲，几乎无缘看一眼电视。因为在学校任教，所以，只要一有空，我就经常守在学校那台十一英寸武汉产黑白莺歌牌电视机前，看新闻报道和电视剧。所以，对这种病，我略知一二。
我用自已的理解，跟父母亲解释说：这种病就是血液內的白细胞增多。说通俗点，就是血液全部坏死了。
那可怎么办哪?父母亲听我这么一说，脸色都变得铁青。母亲着急地说：血都坏了，那不就没得救了?
那该怎么办哪?父亲仰天长叹一声：我的外孙子怎么会得这种病啊?父母亲和大姐一样，都呜呜呜地大哭起来。
那外甥到医院去了吗?我惊恐万状地问大姐，有钱吗?一定要好多钱吧?
是要好多啊!大姐一边哭一边说，我就是来弄钱的啊!
在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钱更重要，更珍贵的了。它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唯一保障啊。那个时候农村刚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可以说毫不为过。我在村小教书，每月工资仅三十块钱。每次工资一发，就全部交给父母亲买化肥买农药，用在农田里了。
这可该怎么办啊?父母亲瞅瞅大姐又望望我，大家都没有了主意。可孩子得了这种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孩子治啊!
四伢子，快拿绳子来。父亲吩咐我，我们把那头猪拉到食品站去卖了。
母亲快步跑到外边，去叫隔壁的三叔幺叔来帮忙。我拿了两根套牛耕田的麻绳，和父亲一起走到猪圈。猪圈里有两头猪，那头大的，是年初养的，准备给三哥年底结婚时做喜猪用的。小的那头，则是准备等大猪杀了后，继续采积农家肥的。
隔壁的三叔幺叔过来了。三叔在后面将大猪的尾巴紧紧地拉着，幺叔和我一边一个，紧紧地扯着大猪的耳朵，父亲则用麻绳在大猪的脖子上套着圈儿。大猪如临大敌似地左右前后乱撞着，乱蹦着，乱拱着，如同上刑场一样，尖声嚎叫着。嚎累了，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粗气。费了好大的周折，我们终于将大猪捆绑在架子车上。然后，我，父亲，母亲，大姐几个人，象押解犯人一样，把大猪拖到了区里的食品站。
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左瞅瞅，右看看，一边说大猪太瘦，价钱不能出高。一会又说猪的肚子里食水太多，要等猪把屎和尿拉干净才能过磅。总之一句话，你们养的猪子不好，要低价收购，看你们怎么说。
同志哥啊，这可是用来救命的啊!父亲一边奉烟给工作人员抽，一边拱手向他们作揖行礼。
救什么命啊?一头猪能卖几个钱?救得了谁的命啊?工作人员一边慢条斯理地说着，一边把磅秤推过来。
经过一路的挣扎，猪子已经没有了力气，蔫蔫着脑袋。
快些同志哥。父亲焦急万分地催促着。
着什么急啊，老哥?就算看病也不在乎这一时半刻啊!工作人员抽着父亲递过去的烟，慢悠悠地说。
我真恨不得甩那人两巴掌，太不把人的事当做一回事了。你能快些吗?同志!我望着他，催了一句。你少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母亲白了我一眼。大姐也眼巴巴地望着那人。
好了。我不跟你小青年计较。工作人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把猪抬到磅上来。别让它挣脱跑了。
我和父母大姐齐齐动手，把猪抬到磅秤上。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八十块钱后，大姐头也不回地慌忙跑走了。母亲在后来叫道：大丫儿啊，你快搭车回去，弄孩子上医院，我们想办法弄了钱，就给你送过去!
我和父母离开了食品站，急匆匆往回跑。跑到半路上时，父亲忽然记起什么似的，对母亲说：你和四伢子快回去，我去找一个人，看能不能借到一些钱。谁啊?母亲有些期待地问，区上你又没有熟人。
区里的财经主任，你忘了?父亲说，上回到我们家去的那个高个子。
好好好，不啰嗦了，你快去快回!母亲催促父亲，借得到借不到，都快点回去啊!
区里的财经主任我认识，叫徐业材。我在H省军区工作的叔父春节回家省亲时，徐业材到我家来过。父亲去区里了，我和母亲几乎一路小跑回到了家。
没过多久，父亲回家了，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借到钱没有啊?我和母亲望着父亲，母亲紧张地问。他不肯，他说那是公款，他不敢随便挪用。父亲有气无力地说：哎，别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