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那晚上，我知道了他是1986年从部队复原之后，通过县招聘进入家乡的学校任教，脱下武装换文装，走上神圣的讲台，对时年22岁的他来说，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和骄傲，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多么神圣的职业啊，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站就是20年。工资从最初的40元、到65元、再到后来的115元。这和当时体制内教师的千元乃至更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但是，教师的职业和责任，使他从来没有以工资的多少而自我颓废或以薪水多少来付出自己的劳动，除了发工资时的心里落差之外，对孩子们的教学从不曾有丝毫的懈怠，这一点作为学生的我来说，虽然他不曾给我带过主课，只上过音乐、体育课，但是，我知道他的敬业。
当时，家乡的学校属于村办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共有8个年级，他教过小学，也教过初中：无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还是音乐、体育等他都拿得起、放得下，特别是小学课程，他不但普通话标准，而且语文教学很出色。同时，他的大型文艺活动策划能力极强，1995年乡学区东部片区六一儿童节五校联欢庆祝活动、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活动、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五十周年活动等大型文艺活动，从策划筹备、节目排练到演出主持，他是全程指导完成者。
2000年前后，他的爱人身体患病，既是每月65元的工资根本不够抓药，也没有动摇他做老师的信念。那时，一家四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但他仍为“老师”这个光荣而神圣的职业默默坚守。直到2006年春节过后，考上师范学校的大女儿上学要学费，而举全家之力也无法打发孩子去学校时，这位有着军人坚强意志的男子汉再也撑不住了，从兄弟亲戚处举债送走女儿之后，面对一无所有的家庭、有病的爱人和国家政策对1984年后 “代课人员”的“一刀切”等种种厄境和行政政策的决绝，终于使他的思想崩溃、信仰坍塌，光荣神圣的职业根本无力解决现实的生活困境，所有的希望和追求化为乌有。为了家、为了妻儿，怀着复杂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站了7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讲台，收拾行囊外出打工，此时，他已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