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态度由此有了明显改变。在迎合“左风帮气”要求的同时，尽量能给社会给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到《延边日报》当实习记者后，把在写材料积累起来的些许认识运用到了记者这份工作中。
1973年六一儿童节，报社布置我们四个实习记者进行独立采访。在六一节上午的大型团体操结束后，每人要拿出一篇三千字的报道来，从中选出一篇供第二天发表。这是有着竞争色彩的一次采访，我们都作了充分准备，除了个别先进事迹可以事先采访外，都要求现场即兴写作。
节日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体育场，在主席台后排视野宽阔又僻静处坐了下来。我望着鲜花般的少年儿童正打着腰鼓列队走进体育场时，一股激情油然升起，便快速地在本子上写下了开头：歌声随着白云飘，阳光照得百花笑。儿童们节日的喜悦和欢乐充满了田野与街道。一队队号角吹起来，一组组腰鼓敲起来，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如烂漫的山花开起来。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我们拥有茁壮成长的新一代……刚刚写了个开头，在我前面看台上升起一串串五颜六色的气球，将我的视野挡了去。
此时四周已没有合适的位置，我只有跑下来，蹲在体育场的跑道边上。不多久便腿酸难耐，索性坐在砂地上，边观看团体操边用笔“沙沙沙”地写下去。从场内写到场外，从教育革命写到全面发展；围绕着“抓教育质量”后出现的几名三好学生的优秀事例为引子，来说明学习文化的重要意义。这个命题在“四人帮”当道时，“不要文化”、“不要教育”的社会环境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是家长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没等团体操结束，一篇三千字的《一代新苗茁壮成长》已经脱稿。下午编辑部讨论四篇同样题材的纪实报道时，我的文章一举夺魁。文章见报后，还陆续收到了十几封来自教育部门及家长学生热情洋溢的信。
“七·一”前夕，报社派我与来今二人去采访闻名省内外的上海知青宋爱敏，作为“七一”的重点报道。
宋爱敏当时是五道沟四队的生产队长。我们乘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出发，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她所在的五道沟。
当长途汽车沿途经过哈达门公社时，见车站附近不远处有座小草房。一个女人在绳子上晾晒毯子，那种枣红色的粗线毯子是每个上海知青都认识的：这是在上山下乡时凭证购买的。她会是上海人？怎么独个儿在此住着？不容我仔细辨认，车子己经开过去了。
我与来今在宋爱敏集体户住了下来。户里只留下四位女同学。小宋当队长忙得整天不着家，在大队教书的季秀云倒是顿顿赶回来给我们做饭。想不到六年后她与我的同学王枝良结了婚。
她们集体户缺少男劳力，烧的柴禾是临时捡的；厕所是用几捆东倒西歪的茅草围起来的，摇摇欲坠。我们看不过去，帮助干了一天活：半天上山砍柴，半天锯板盖厕所。临别时得到了她们授予的“劳动模范记者”的光荣称号。在采访中，我们觉得小宋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扑在生产队的工作上，与集体户的几位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回来后就以《宋爱敏和她的伙伴》为题写了一篇特写，也是受黄宗英《特别姑娘》的启示。见报后反响很大，多家电台作了配乐播出。另外，以宋爱敏为原型，我还写了一首诗歌《女队长》，被《吉林日报》采用。其中写道：
你像一丛红五月的金达莱，
你像一棵根深叶茂的青杨；
有人问起肩上担子的份量，
你总是笑着讲：
“党给了咱一副铁肩膀。”
这副“铁肩膀”，似乎更应该给另一位上海女知青。
说来也有缘分。返程的长途汽车在路上出了故障，勉强开到了哈达门公社。我便乘修车空闲，带着好奇去核实那位茅草房女人的真实身份。
还没到门口，恰巧虚掩的门推开了，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摇摇摆摆地走出来，没几步，跌坐在泥地上。小孩非但不哭，还望着我笑。我上去抱起他来。那位女人出现在我面前，尽管她衣服裤子上都有补丁，但是从那清秀的眉目里，直觉叫我想到她应该是上海人。也许上海人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沟通，她对孩子讲了一句上海话：“谢谢爷叔！”
我被让进了屋内。整个房子收拾得倒也干净，只是墙壁上千疮百孔。见她抱来柴禾要烧开水，我阻止不了她，便问：“小人伊拉阿爸是上海人？”她摇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炕上挂着的被单。
我这才发现被单后面躺着人。她解释说：“躺倒有两年多了。”凭着记者的本能，急切地想要了解明白个中缘由。然而她只淡淡地告诉我：她的男人是朝鲜族，原来是生产大队的团支书。双方父母知道他们恋爱后，都表示不同意，上海父母反对更甚，但他俩还是结婚了。上海父母于是断绝了信息往来。太平日子只有半年，她男人上山砍柞木搞副业，被倒下的树木压伤了腰椎骨，于是就躺倒了。
她说得极平静，我心里却翻腾开了：她男人没有进过医院，是因为没钱治疗？她分娩的时候是谁来照顾的？靠她一个人，怎么养活一家三口？男方父母是否会给她一些帮助？……拿着她递给我的一只遍体鳞伤、印有“知识青年下农村，走一辈子革命路”的茶缸，我的手却在发颤。此刻，众多疑虑拼成一个问号：今后的路，她该怎么走？
一连串的问题还没来得及问，听见来今远远地在叫我，想必是车子修好了。
我立起身来，考虑不出能帮她什么忙。于是摸出两只口袋里所有的钱：两张五元三张两元还有几张角票一起放在了炕沿上，还把自己书包里的一只茶缸及半支牙膏也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我听见被单后面她男人的声音：“不要这样客气……都是自己人嘛……”
我鼻子酸酸的，赶忙跑出来。
她抱着孩子气喘喘地追上来，手里捏着一把钱，显然是要还给我，而我已经上了汽车。见她无声地站在车窗外，不断地用手挽着被风刮乱的头发；她身上的孩子，则用他那两只小手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颈，也许由于风大，将头埋在里面。
我扭过身子不忍去看她母子俩。
车子驶离了村子。我将刚才立在车窗外的这位上海女知青的遭遇告诉了来今，他也叹息起来。我说：“我们只会写宋爱敏，写光明的，就不能反映反映这样的疾苦？”来今反问：“写了，又能往哪儿发？” 这回轮到我叹息了。自以为能为民请命的我一下子也没了脾气。很可惜，此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去哈达门，至今仍不知道她的姓名。
当记者，有悲苦，也有欢乐；有新奇，更有惊险。
1973年7月上旬，我独自去西架山采访。不料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原来只是一条没膝的小溪，变成了波涛滚滚的大河。天时已晚，我必须天黑前赶到，否则夜路更不安全。我用石头投试一下水深，没什么反应；我只能参照着两岸的树木枝叉，估计水深没到胸口上下。于是，将衣裤脱下，连同一架海鸥牌相机放在书包里，用双手捧着书包一步步地涉入水中。
过了河中心，水只到腰际处，我便放心往对岸走。谁知将到岸边，河水突然加深，一下子没到脸部。为了保护书包，将它放在头顶上，没走几步，河水又淹没了脑袋。我急了，我游泳水平虽然憋脚，但这点距离难不倒我，可是这108元的相机怎么能浸水？为了这108，我只有屏住呼吸，坚定着步伐，控制住上面的波涛摇摆、脚下的水力浮动，平衡着双腿，终于一步一步走出了水晶宫。
到了西架山大队，当社员知道了我是从那条暴涨的溪流过来时，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告诉我说：去年涨水就死过两个人！听这一说，我也有点毛骨悚然，暗暗庆幸着自己的化险为夷。
有了险情作铺垫，我十分卖力地进行了这次采访，仿佛是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代价，与采访进行交换。7月1O日完成了采访任务，7月13日以《西架山的人们》为题刊登在《延边日报》上；7月I8日，《吉林日报》以《西架山下筑堤歌》为标题全文作了转载，并获得好新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