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一个农村女孩的命运与前途，及她心灵间所受到的伤害，相比一个教学能手、极力追求应试成绩的毕业班班主任而言，是那么微不足道，何况又是一个没有丝毫背景、任何靠山的农村女孩呢？
此后，许多同学私底下都谈到刘晓霞，认为是何老师不对，但是面对前途未卜的升学考试，谁又敢得罪何老师，将此事直言不讳地反映给校领导呢？最终大家只能在暗地里保佑刘晓霞早日康复，期望她来年重返校园，迈进她最为热爱的课堂。
一年后，我升入了高中。开学后不久，我回到了母校，希望能见到刘晓霞，探望一下她的境况，可是踏遍了所有初三级教室，就是没有找到刘晓霞。最终，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刘晓霞病情痊愈了，但是没有复学，已于一月前去南方打工了。
我心里难受极了，一股说不出的痛苦和酸楚。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县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在母校门口，我见到了何老师，他头白了，驼背了，步履变得蹒跚了，浑浊的眼睛已认不清我是谁了。
“何老师！”当我亲切地问候何老师之时，他却没有认出我，拉住我的手，连连问我是不是何俊。我的心里涌出一股酸楚，一股悲哀。何俊是我们班最有成就的一位，也是何老师念念不忘，最为得意的学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陕师大，攻读了研究生，现在是宝鸡文理学院的教授。只可惜，他很少回到家乡，即使回来也从没有看望过何老师。
当我报上自己的姓名之后，何老师高兴得笑不拢嘴。“记得，记得，你就是那个坐在墙角不爱说话，最为腼腆的那个娃，你们都长大了，也都出息了，还有那个刘晓霞，都是乖娃娃，没有忘记我这个糟老头子。”
我心里一颤，连忙问道：“何老师，您说的刘晓霞可是我们班中途休学的那位。”
“是呀，就是她，她在初一入学摸底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是我最为看好的一棵苗子，只可惜上初三那年生病了，后来再没有复学，真是把人才给耽搁了，否则她现在的成绩不亚于何俊呢！”
“老师，您见过刘晓霞吗？”
“见过，见过，天天见呢！她就在农贸市场卖菜，经常见着我不是塞一把青菜，就是给一撮白菜，从不要钱，是个好娃呀！”
啊！我一时目瞪口呆，赶紧辞别何老师，向农贸市场赶去。
故事二
当我开车从宝鸡出发准备赶往家乡麟游时，手机响了，传来二姐急促的说话声：“国强，你是不是回麟游呀？”
“嗯，怎么了，有啥事？”
“是这样，下街一个人得了脑瘤，是良心的，在一康做了手术，是咱村红军的亲戚，今天刚好出院，你可否将她捎上，也算是积德行善，那家人挺可怜的，住了三个月，花了十几万。”
“好哩，没问题！”
我脚下油门一踩，向一康赶去。
一康是宝鸡市中心医院的别称，当我赶到一康大门口时，老远就看到一个人向我直招手。我见那人面熟，但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既然向我招手，想必一定就是患者家属，便径直向那人驶去。
车停住，窗玻璃落下之后，那人赶紧来到车前，将一张疲惫不堪、忧愁苦楚的脸展现在我的面前。这脸是古铜色的，道道皱纹布满了整个脸颊及额头，像似被刀刻成的。“你是国强吧？”中年男子热情地问道，同时将一支烟递了过来。
“我不抽烟。”
“抽嘛，别客气！”
“我真的不抽烟，一直不抽，从没有这种习惯。”
“那就喝饮料。”一瓶康师傅冰红茶又从他的另一只手中递了过来，而且这次是不容分说，径直将冰红茶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放下冰红茶，赶紧问道：“病人在哪里，能走吗，和你什么关系？”
“在住院部一楼大厅坐着呢，搀着能走，是我媳妇。”
“那就快上车吧！”
我是在住院部一楼见到那位脑瘤患者的。她是被一男一女两位亲属搀扶着，斜靠在大厅的连椅上，身旁放着几个大黑塑料袋，想之是随身所带的行李。她面庞浮肿，头戴一顶卫生帽，外露出半寸多长、密密匝匝的新发，形似一个削发出家的尼姑，这是化疗后的症状，原先的头发已脱了。当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和我从这边走来，嘴角边露出淡淡的笑，眼角中流露出欣喜、感激的光芒。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四肢已身不由己，脑袋被动地耷拉着，这使我的心不由一颤，恻隐之情顿生，不由加快步子，向病人赶去。
病人和家属是坐在后座位上的，副驾驶上自然而然坐上了她的丈夫，也就是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很健谈，一路上说东说西，一个劲和我套近乎，不断说着一些“感激不尽”的话。
从宝鸡雇个车走麟游，最少得三百多，他搭乘我的便车就可以为自己省三百多，这对一个花了十几万元治疗费的农民家庭来说也可算弥足珍贵。我见他如此客气，就接过他的话茬说：“听我二姐说，你是我村红军的亲戚，你和红军到底是啥关系？”
“红军是我姐夫，我经常去我姐家，你村大多数人都认识，也常听人说起你，说你一直在西安。”中年男子高兴地说道，此时，我忽然感觉他脸上的皱纹一下少了许多。
“你把红军叫姐夫？”
“是呀，怎么了？”
“你家住在下街涝池边？”
“对呀，我家门前就是个大涝池。”
“我小时去县城上学经常从你门口过，有一次坐你姐夫的拖拉机还在你家停了一会儿呢！”
“可不是嘛！我姐夫年轻时开拖拉机搞运输，从家到县城来回经常捎你村里人。”中年男子更加高兴了。
我回头看了看中年男子，看了看他的容貌，一件往事一下子浮上了心头。
那年，我十三岁，在距家二十里地的县城读中学。每周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背着一个黄挎包回家，在家睡一晚上热炕，第二天中午吃一顿母亲所擀的长面，背上一挎包锅盔馍向学校赶去，如此周而复始。那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搭乘一台进城的手扶拖拉机了。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在家闲呆，母亲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国强，喜事，红军的车要到城里去，妈赶紧给你做饭，今天我娃的腿总算能轻松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