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2020-07-04诗歌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诗歌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分解分解。

  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

  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简言之就是:质朴、率真、切实。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叶燮《原诗》云: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薛雪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 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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