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传奇，就是多活了几年。我经常说：大概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我到了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现在年纪大了，一百零五岁了，不能活动，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这是我的世界。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还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
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所以说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
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三十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三十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新周刊》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