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投身抗战，目睹国破家亡，吴良镛立志家园重建。他秉持“谋万家居”的人生宗旨和“匠人营国”的事业精神，把毕生心血投入中国大地的城乡规划建设中。北京、上海、苏州、三亚……大江南北古城保护、新城规划，处处都留下吴良镛的足迹。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以这样的情怀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为人。
出生于1922年的吴良镛，少年时饱尝流离失所和战争硝烟，这让他决意学习建筑，让人人都有个房子，有个舒适的家。而从重庆中央大学毕业不久遇到的一个人，让他在建筑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1945年，刚从缅甸中国远征军复员的吴良镛，接到一个消息，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托人给他留话，让他马上去见他们。建筑大师的召见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倍感意外，在此之前他与梁思成夫妇没有任何交往。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找到了梁思成。
“当时觉得很惊讶。”原来，是吴良镛大学读书时在校刊发表的一篇有关古建筑的文章给他带来了“好运”。梁思成看中了吴良镛的才华，邀请吴良镛参与到他的工作中，他们靠手绘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文物保护目录《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它使许多中国古典建筑在战火中得以保存。
不久后吴良镛又收到梁思成的信，邀他赴清华大学共同创办建筑系，吴良镛欣然前往。1949年吴良镛获得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硕士学位，在沙里宁事务所任设计师。他完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研究中心“设计大楼”方案设计，他主持的夏威夷“太平洋战争殉难者纪念碑设计”在美获奖。
一天，事业渐入佳境的吴良镛突然接到了梁思成、林徽因托人带来的书信。信中“百废待兴”四个字，让吴良镛决定立即结束在美工作动身回国。回到祖国的吴良镛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他参与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工程，并跟随梁思成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新北京的规划工作。
上世纪xx年代，保护北京古城的“梁陈规划”被否后，梁思成在被拆的北京城墙断壁残垣上夜夜哭泣的身影重重地敲击着很多人的心灵。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吴良镛更是感慨良多。梁思成的执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坚守成为吴良镛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基础，更奠定了吴良镛事业一生的基调。
80多岁的吴良镛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中国不能成为西方畸形建筑的试验场，动辄造价十几亿、几十亿的“这些建筑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看着许多城市，一幢幢不讲究工程协调、不讲究结构合理、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吴良镛既痛心又无奈。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20xx年，由于暑热劳累，86岁的吴良镛在工地上得了脑梗。医生提出的康复目标是手能动，但吴良镛的想法却不是这么简单——他要能写字。
寒来暑往，在北京一所康复医院的病房里，总能看见一位老先生坐在病床上拿着笔吃力地练习。“恢复好了，才能继续工作呀。”吴良镛的想法很简单，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能一直躺在病床上。
20xx年，吴良镛又重返工作岗位。尽管不能像生病前那样健步如飞，但他每天仍旧“挺忙活”：如今他带着7个博士生，还亲自教授一门《人居环境科学概论》的硕士课程；他领衔的研究小组搞京津冀区域规划第三期研究报告，正在最紧张的阶段；他还担任着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很多事情需要他去运筹帷幄……
（摘编自《吴良镛：为中国建筑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