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好多，比如胡适、王国维、沈性仁、闻一多、刘文典、熊大缜，等等。这还要感谢作者岳南，把那段历史作了恰当的还原，把一个个人物描写的那么接近于他们本身。
其次，有哪些感动的故事。
说故事还要从人物说起，著名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与金庸是叔倍兄弟，金庸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做笔名，而穆旦则把姓拆开，把“木”字改为“穆”字，取名穆旦。这期间，他与妻子同时下放河北改造，两个村庄相距十几里路，但彼此不通消息，非常挂念。有一次一个风雪的日子，五十几岁的穆旦借机向妻子的村庄跑去，跑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与分别多时的妻子见了一面。看着受尽折磨的妻子，穆旦眼含热泪对妻子说“是我害了你”，妻子说，“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给妻子放下一小包花生米和几粒糖果后，就一路小跑往回赶。当然，等待他的是一次更严厉的批斗和审查，但当时的穆旦就是怀着决绝的心境去的，就算一死也值了。几年后穆旦病逝，他死前在一首诗《冥想》中这样写到：“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一幕、这句话一直索绕在我的心头，我能感受大师当时的无耐与奋争。
还有些故事，比如胡适临危受命赴美担任大使，几经纵横捭阖，有力地促成了美国的参战，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贷款，后却被宋子文排挤，到处游荡讲学时的凄凉与坚持；刘文典见夫妻打架，被丈夫质问“你管不着”时，一句“蒙自这地方还有我管不着的事”，狠抽对方几个响亮耳光，把对方吓傻的文人骨气与幽默，等等。这些事情之所以让自己感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真性情，对方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由感而发、尽情表达，没有掩饰、没有造作，可拍按而起，可以身赴命，这是做人的大气。二是为国为民，他们为国家命运而争，为他人不幸而呼，若再受到委屈与不公时，我们自然就会为其抱不平。相反，有些人，假借盛名，拉大旗、唱大戏、戴高帽，虚张声势，是纯政客，是投机者，他们的所作作为是无论如何也感动不了自己的。
最后，有哪些感想。
一是时事造英雄。蒲家庄聊斋园有这样一幅对联“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说的是蒲松龄屡试不中，成就千古名篇《聊斋志异》的故事。同样道理，为什么在抗战前后，中国出现了那么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那么集中？我想关键是当时的环境激发了他们、挖掘了他们，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自觉担当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不进则退、不生则死，没有选择，只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那一刻被唤醒，中国人的力量在那一刻被凝聚。
二是文化是有传承的。刚才说的是天时，下面说的是地利和人和。纵观一批大师，大多是名门之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然后出国，后回归报效国家。并且他们许多人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种现象在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是有普遍性的。有人说“三代出贵族”，也有人说“富不过三代”，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无可辩驳的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大师是很难形成的。正如昨天和儿子看《迪咖奥特曼》时，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努力活完短短的一生，把成果留给后人继承，人类就是如此反复、慢慢成长”。
三是日美之间的差别。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可要用在侵略上可就相反了。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后其他各国也相继效仿。中国一代大师好多就是用这笔钱完成出国深造的，那时一艘邮轮上不知站着多少将来的大师。当时，日本也迫于无耐签属归还条约，但包藏祸心，实际1925年至1937年中国仍支付日本赔款4573亿日元，日本当然用这笔钱来发展军事，后来侵略中国。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说要感谢美国，本来就是侵略所得，当然它们也有战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带头，放弃庚子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中国不可能有那一代的大师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自由，在这个时代，有闻一多的舍生取义，有鲁迅的正义直言，有朱自清的极度矛盾中隐忍的忧伤，还有胡适精辟的文字和清冷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同侧面的自由。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熊大缜！他太伟大啦！
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军正面抗日的事迹正逐步搬上荧屏，许许多多的抗日英雄被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理应得到后人的敬仰。可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好多还不被我们所熟知。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不会被我们遗忘，而是越发显露出他们的光茫，他们的精神会透过乌云、穿越历史，照耀今天、启迪未来。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三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宝岛。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宝岛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宝岛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宝岛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宝岛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宝岛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