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一：考职业资格证，成为“双师型”教师
接受访问的是一位男教师。据了解，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毕业于某技术师范学院的机械系。如今他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已达二十多年。他由于教学成效显著，并发表了多篇教研，学校为其设立了“名师工作室”。他说：“首先声明，虽然我被称为一名‘双师型’教师，但与我认为的或我理想中的‘双师型’教师，我其实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说的‘变成’用‘becoming’很有意思。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趋向理想状态的过程。什么是我理想中的‘双师型’教师？我认为接近于德国职业学校教师那样，他们成为职业学校教师的前提性条件是要有3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历，他们成为职业学校教师后，理所当然地能更好地教给学生将来所真正需要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我说，我被称为‘双师型’教师是因为我有两个证，就是一个教师资格证，一个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现在省里搞职业学校星级评估的指标里，就有‘双师型’教师的规定比例，这个比例要求是70%。检查的时间就只看这两个证，其他好像什么都不看。对我来说，教师资格证是我工作几年后，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我们在岗的教师通过申报就全部获得了这项资格证。这个证是国家教育部发的。我的职业资格证是2007年获得的，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的。我报的职业工种是制图员，考核内容分成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两部分都考了七八十分，评定成绩为‘合格’。当初之所以要考职业资格证，其实并没有强烈的动机。这种考试是由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具体负责。因为我们市里劳动与社会保障中心那年在我们学校设了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分支机构，我就想考个证也有很多方便，考个证放着也不是坏事，因而就考了，也考过了。虽有了这个证，但对工资收入并没有影响。而且，我仍一直从事相关专业理论课的教学，操作实训课我没上过，那另外有专门的老师上。每人都顾自己的这一块。说实在的，上理论课对我来讲容易的，我也主编出版了相关教材，课上完就完了，平时并没有多大兴趣到操作实训车间去，一方面我只负责理论教学，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那有些吵杂的车间环境。”
（二）个案二：下企业签协议，成为准“双师型”教师
接受访问的是一位女教师。据了解，她是日语教师，曾在日本留学，刚工作不到两年。她说：“职业学校教师常常分为文化课老师和专业课教师，而且教机械、电子等技术类学科的老师往往才被称为专业老师，并在出国考察、进修、晋升等方面得到更多地重视。但你说，哪个老师不是在大学里学了某个专业才毕业的？我们文化课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并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教学，却与被称为‘专业课教师’之间拉开很明显的距离。学校大会宣传说，人人都要成为‘双师型’教师，而且每个教师都要下企业。学校领导层似乎盛行这样的看法，就是专业课教师有了教师资格证，再考个具有中级以上技术等级的职业资格证，那就是硬碰硬的‘双师型’教师；而文化课的教师只要下企业，也可以算是准‘双师型’教师。什么叫下企业？落实到纸上就是每个老师要有一份与企业合作的协议。当时，我们这些文化课教师的反响都很强烈。我们想，技术类专业课的老师确实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企业。我们找谁去啊？当时都很纳闷。从学校的行政安排讲，似乎对到底怎么和企业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好像并不关心。关心的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书，协议书上有没有企业的公章。我个人原来对周围的企业是两眼一摸黑，根本不知哪跟哪。后来一位老教师提醒我到网上搜本地的日资或中日合资企业，然后再上门去找。这样做，真找到了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我去联系，巧得很他们有许多日文资料需要我帮助翻译。当然，这样的劳动也有不菲的报酬。我想这样的合作，应当算是真正的合作吧，我帮助他们翻译资料，他们给我报酬，并开具合作协议证明给我。但我想，像我这样的职业学校教师下企业，对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生学习日语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我是仍有疑问的。”
（三）个案三：对付星级评估，“被”成为“双师型”教师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诸多进步或光彩的一面，这些自不用说，但亦有不少明显怪异甚至落后的一面。在这怪异的一面里，人们提到一个字就会有感到一种完全受操纵而绝无自主性的尴尬或无奈。这个字就是“被”。比如未经行使自己选举权的群众有“被代表”说法，比如没有就业（或上岗）的人公布在高校高就业率的统计之列而“被就业”。在笔者的实地访问之中，捕捉到“被成为‘双师型’教师”这一信息，完全出于偶然。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笔者带着研究问题初次进入实地时，向该校的一位中层干部谈及自己开展研究的设想，即打算将学校列入省里职业学校星级评估材料名册的所有“双师型”召集起来做一项调查，并在一段时间里尽可能逐一进行访谈。出于私下的信任关系，这位中层干部如实相告有部分教师的职业资格证并不是真的。当笔者表现出惊讶时，对方立即表示：“这样做对学校的发展有好处，可以争取较多的社会资源。而对学校有好处，就是对每个教师有好处。我想，这些老师也不会反对学校这样做的。”当笔者不识趣地想进一步追问某些职业资格证如何地“不真”时，对方显出有些为自己“说漏嘴”而懊恼的神态。似乎为了尽快摆脱这种不适感，对方嘴角向对面的一台复印机一努说，“这还不简单啊！”访谈到这里，便不由地进入了职业学校对上级部门对各项检查评估的闲聊。有一句话值得一记，“最近几年，每年我们对付上面的检查评估就有近百个项目名堂，光光对付这些得耗费我们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研究结论与反思
任何实地研究之为研究的价值取决于能否收集到尽可能多的客观信息，并能从中整理出逻辑或理性的线索来给予人们以思考的空间。实地研究虽然有前面提及的优点，但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与其他任何一种研究方式一样，都会有自身较难避免的研究局限性。对于实地研究来说，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参与程度较高，研究者易受同化，所获资料不免带有主观成分。二是对于可能影响资料的外部因素难以控制。三是难以进行定量研究。实地研究所获得的资料多且杂，很难系统地进行编码和分类，无法有效地综合资料，以验证同假设有关的结论。这些容易产生的局限性，当然不应成为笔者用来抵挡他人怀疑本研究的借口，而应是对可能得出的研究结论采取较为谨慎而开放的态度，以避免大而无当和绝对化。可以说，本研究通过实地观察和多次访谈，笔者收集到的信息与研究之初提出的研究假设之间其实存在着较大的偏离。这一点多少出乎笔者的预料。具体来说，职业学校教师在成为（becoming）“双师型”教师过程之中，其内在动因的欠缺是普遍而明显的。这使得“成为”的过程在丰富性方面大打折扣。 当然，针对本研究来说，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恐怕是：“‘双师型’教师”作为一个多年被人们广泛热议的概念，它对职业学校被称为“双师型”教师的人员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成为“双师型”教师？他们又如何成为“双师型”教师？我们的职业教育研究似乎一直在回避这些问题。如果本研究呈现的三个案例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那么笔者的初步结论就是：作为一个有歧义的概念，“‘双师型’教师”它无法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称号那样成为职业学校教师具有提升性与可操作性的理想追求或目标，因而其达成的过程便容易成为“纸上文章”（即简单地以证件或协议书等作为裁定的依据），并与学校职业教育根本宗旨（即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相去甚远。因为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教师必须首先是这样的，并且是更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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