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契合
如若单纯从当前哲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伦理学、政治学视角出发，无法非常直接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建立直接的关联，但是当身体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中被挖掘后，古希腊体育运动，尤其是作为其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就能与古希腊的实践哲学形成互为印证，继而能在西方哲学发端之时树立体育运动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存在的通向个体和国家的善和通向实践知识这两条道路是形成与实践哲学相互印证的重要条件，在社会历史层面上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也成为了古希腊哲学实践智慧的集中展示。
2.1 体育运动：通向个体和国家的善的道路
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重视，但是由于柏拉图主要持理念论的观点，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身体不能保证心灵的优秀，但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一定会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拒绝过度的饮食”，但是柏拉图却又尖刻的指出日常的体育锻炼会让运动员变得缺乏适应性和懈怠，需要更多的睡眠［12］32。而亚里士多德高扬了身体感觉，重视体育运动，原因在于“健康的心灵取决于健康的身体”，“田径运动能让年轻人变成强壮、健康的公民并能在战时保卫雅典在和平时为雅典服务”［9］47，这就非常直白地印证了实践智慧中对身体性的强调和伦理学、政治学意义。而下面所阐述的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两个隐喻便展开了个体善的提升和国家稳定这两大实践智慧的意义。
2.1.1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
古希腊先民普遍存在着自然崇拜和人格神崇拜，一方面是对自然力量的畏惧，而另一方面也是对身体不朽的追求，然后太阳的东升西落，季节交替和风雨雷电，使得先民认识到“运动”（这里的运动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非体育运动）是自然力量的本质所在，所以先民用自己身体的运动来“模写”自然的运动，所以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就形成了“模写”自然崇拜和人格神的作用［13］。从对古代神话和身体运动的研究出发，这种“模写”作用的一个反映便可诠释为身体——自然隐喻，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体育哲学学者c.jane和darwin就揭示了各种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存在着大地与天空是身体——自然隐喻的两个方面：
他们转述了早在公元前522年-443年的pindar的记载，“赛跑、铁饼和掷标枪、搏击、摔跤和战车比赛都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认为其中“摔跤、拳击、赛跑和战车比赛都是与大地相关”，而“投掷性的如铁饼、标枪却与天空相关”，更深入地说，摔跤、拳击等运动模拟着人格神宙斯在大地上的动物代表——公牛，骏马的行为，而“甩出铁饼前所做的圆周运动正是模写着宇宙的一种秩序”，是一种对天空中太阳东升西落的圆周运动的模写，所以“铁饼只要求达到最远的距离，而不是击中某个目标”，但是圆周运动只是铁饼运动的一部分，这也暗示着“人是无法完美地展示这永不停歇的太阳的运动”。而人投掷标枪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古希腊人格神宙斯投掷其武器——雷电的动作，标枪在天空中的划过的轨迹也模拟着流星从天空中滑落的过程［13］。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实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完美的追求，也着重实现了身体在人与自然进行交流沟通时的关键性地位。这样身体，尤其是身体的运动，成为了实现人能力提升和对完美追求的先决条件，是模写了完美的天空和太阳。由此引发出的身体观便不同于近代心物二分观念深入人心后的身体观。在这一身体观中，首先，善和身体的美相关联，古希腊人对身体的一个信念：“（身体）超越战争、超越性爱，对身体特定但是却普遍的一个信条：美貌由德性而来，成为美的才能成为善的” ［12］，而体育运动正是形成身体的美的一个最佳途径；其次身体的美所形成的善更是一种社会的教养，这样身体又与社会规范相关联，norbert elias更深一步地解释了古希腊时代的善是不同于我们当代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与军人和有教养的人的培养相关”，而“身体形象是其中的主导因素” ［14］。最后，体育运动中的身体又是行为的身体，是趋向于美的身体，是个人趋向于善的过程，同时具备了善的目的和过程。所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从实质上是一种善的体现，更为确切的说，是一种个体的善的提升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智慧个人的善的实现、展现的一种方式。
2.1.2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个体——国家隐喻
如果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存在的自然——身体隐喻是一个个体层面上善的追求，那么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则是一个社会的、群体层面上的善的追求。然而这一个体——国家隐喻就体现在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场地、规则和教学方式的设置上，其中“正义”理念是隐喻的内核。
首先在古希腊时代，体育比赛必须在一个公开的场地上，在日光下进行，这是为了让神来见证比赛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的全过程。拳击比赛都是没有现代拳击比赛的“重量级”概念，虽然这一方式在现代拳击运动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的目的却在于，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这种无差别级的比赛才能展示最有力量和最强壮的人且不受制于体重，才能代表太阳这一“生命之源”的力量。在摔跤中，一个失败的身体姿势是某一方的背部触及了地面，因为这个时候失败者能感受到太阳的力量，而此时毫无疑问，获胜方正是代表了和行使了太阳的力量。可见，古论文联盟http://希腊时代的正义来源于太阳，而在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中正是展示了这种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这种正义展示给社会大众，形成维系社会群体，形成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13］。
再者，尽管是体育运动或者是早期的身体教育，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拒斥特殊化。在eliseo andreu-cabrera等人对古希腊时期体育运动与身体教育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就反对音乐教师和体操教师对运动员进行区别化的训练，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应当受到所有种类的体育运动，而不是仅仅接受它们中的某一项运动训练”［15］。简单地看，这是一项古希腊身体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学理念。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体育运动中的太阳隐喻展示了正义，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这种拒斥特殊化的做法是实现正义的一种途径。个体的身体在未经体育运动和身体教育时是私人的，为己的，但个体若要成为一个公共人物，抑或是政客、官员，从事体育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私人的肉体得到公开的展示，且需要进行近乎“全才式”的培养，这样个体的身体才能形成国家的公器，社会的、群体的、国家的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城邦时代，作为“哲学王”的哲学家们有不少都是运动员。
通过揭示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可以打通古希腊体育运动中两大隐喻，个体的身体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与自然力量呼应，同时也能超越个人身体的限制，成为一种社会的身体、城邦的身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鸿沟也同时被超越。
2.2 体育运动：通向实践知识的道路
暂且将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学理层面上的联系搁置一边，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就与体育场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在教授哲学的同时，还会教授各种运动技能。亚里士多德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府（对应的英文为lyceum， 也有翻译为莱森学派，逍遥学派）就靠近古希腊式的体育场［7］，在那里经常还会有哲学、政治学上的论辩。由此可见，古希腊的体育场所，不仅仅是一个人锻炼身体、提高运动技能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展开哲学争论，学习哲学、算学、修辞学等知识的地方，所以先天的，古希腊体育运动就与知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体育运动所包含的知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实践知识，却是另需一番论证，healther l. reid［16］对在知识层面上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包括了体育教育）作出的重释是实现体育运动成为通向亚里士多德多崇尚的实践知识之路就是其中较为典范的。
reid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在知识层面上的复兴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第一便是古希腊体育运动是“真理之争”。因为首先古希腊体育运动挑战着人们业已认可的答案，不重复原有的状态，充斥着不确定性；其次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是一种“开放和中立”的比拼，在其中形成的知识正符合了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定位，“知识作为事实的表达必须是可信的且是可以被证实的，并不是一个所谓信念、意见”；最后，古希腊体育运动是通过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共识”来确定胜负，而非传统、权威、信仰和暴力。
第二是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善德之争”，它的基本核心是将体育运动对胜利的追求转向对善德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两位先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这种转向的积极倡导者。在哲学史层面上，苏格拉底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为主的研究导向转向于道德哲学。苏格拉底一直坚持体育运动应该是“离开那些现实的，追求胜利的目标，而是为了追求理想性的善德的目标，换言之，这就是‘爱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就能发现自我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幸福。柏拉图则与苏格拉底所走的类似“个人救赎”道路迥然相异，他的教育理念是追求“发展灵魂的哲思能力，最终形成社会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体育教育一方面需要参与者能理解规则，让自己的灵魂和欲望恢复到原初状态，一方面体育教育也能训诫灵魂，使之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最终形成公共服务能力，形成欲望和灵魂的和谐。
由上述两点可以发现，与其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宁说古希腊体育运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区别于理论知识的一种实践知识，其中追求真理与善，追求国家与个体的和谐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界定的关键所在，是一种身体化的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践智慧中的“权衡——对不永远如此的事情的求解”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