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实践智慧及其当代意义论文(3)

2020-06-17实用文

3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实践智慧契合的当代意义

  上文在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内涵的基础上,又以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个体——国家隐喻及实践知识维度为中介,实质上就是挖掘了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但是这种深挖已然存放在博物馆中的历史故事,厘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是否有价值,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追寻这一历史踪迹的现当代意义是本文的要旨之一,其中它对植根于当代体育深处某些问题的反思更具有核心意义。

  3.1 体育与知识关系

  体育运动是否在传授一种知识?这一疑问一直困扰着体育学学者、体育教育学者。尤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这一疑问则更为凸显。随着教育学的日臻完善,“教育性知识”被界定成一种“命题式或理论化的理论文联盟http://解”,它有着启发性的价值。而体育作为一门学校的课程,也用这种“教育性知识”来重新“装点”自己,努力能“自证”为一种“学术性课程”[17],成为一种和其他理论学科一样的一种“知识”。为实现这一目的,体育教育有两个做法。amour对此进行了描述:第一,体育课程中,“理论课和理论考试是寻常可见的”;第二,国家课程体系必须主导国家体育课程的设置。hargreaves[17]等人对这两个做法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尖刻地指出“(体育教育)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理论考试的出现意味着体育教育失去了他最为优势的方面”,即便不停地在体育教育中强调理论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的体育课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实践性的,身体性的。虽然armour在身体维度对体育教育中存在的这种身体与智识之间的矛盾进行重构,但是这种直接在体育运动、体育教育的体系中直插入身体概念是稍显突兀的,然后追寻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实践智慧,挖掘其中的实践知识却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做法。

  毫无疑问古希腊时代风行的体育运动、身体教育方式和当代社会的体育教育课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身体与智识的和谐共处却在哲学层面上为当今体育教育、甚或说为“体育运动是否在传授一种知识”这一疑问提供了一条解释的径路。毋庸置疑,在上述的种种论述中,已经不难发现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知识,区别于理论知识,体现着一种实践智慧。也正是由于古希腊体育运动的这一特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体育与知识息息相关,互为辅佐。

  随着古希腊文明的式微,基督教统治欧洲,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层面上二元论得以延续,但是它有关体育教育,实践智慧的理念却被忽略[2]。之后兴起的近代哲学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物二分”观念,身体不再被认为是“人类主体在世界的泊处”,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理智——“我思”的高扬[18],身体成为了心灵“令行禁止的工具”[19],所以在中世纪,对身体的拒斥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宗教式的禁欲和苦修生活[2]。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体育与知识之间形成了隔阂,而在其中对身体的认识的跌宕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一直影响了后期体育、体育教育哲学的思想。之后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体育开始从走向了学校,进入了教育化过程,在18-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科学和技术成为了时代的主导,体育便进入了科学化和课程化时代。虽然在这几个时代中,似乎体育与知识紧密联系,体育中充满了“理性知识”,整合了心灵与肉体,如jesse feiring williams的将体育认为是“通过体育的教育”这一观点便是代表之一。基于将个体认为是心灵和身体的整合体,心灵是这一整合体的本质的观点,williams认为“体育教育不仅仅只关注身体健康,也需要关注通过体育教育而达到的个体关系、情感反应、智力学习、团队行为、社会关系、情感和审美效果” [2]。可见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体育,包括体育中的人的身体只是一个被科学所分析的对象,它的知识来源于其他学科,体育中包含的运动技能甚至运动技艺不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是被解释的对象,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倡导的“实践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在现当代哲学繁盛的今天,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传统、尼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传统、莫斯-布迪厄的人类学传统实现了身体的重光[20],在这三股思潮传统的作用下,身体不再被简单的当作“肉体”,也不再是心灵和意识的附属。身体成为了“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身体是某种兼具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实体,既形塑社会,也被社会所形塑”[21],由此身体成为了社会与个人的中介,也成为了人认识和影响世界的中介。针对身体的探讨还在深入了认识论层面,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指出:“所有知识都有其身体根源”[22]。虽然波兰尼对知识的身体性的论述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变革意义,有着冗长的论述,但是他却是将知识的根源定在身体之上的开始。在当代的体育哲学界,将身体纳入研究分析,甚至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23],引发了国内大量学者的共鸣,但是较多的研究均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身体与体育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如体育中社会对身体的规训,体育中对身体的人文价值的体现等,所以只停留在身体的中介性意义上,但是最为知识根源的挖掘则尚未展开。从这点看,体育哲学中的身体研究就缺憾了与当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的身体根源性挖掘这一方向的呼应。所以体育哲学中的身体研究还未深入到知识层面,体育运动中蕴含的“实践知识”就无法得到进一步挖掘。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智慧”形成了契合。在历史追溯层面上,找到体育运动与知识的早期契合,身体的善是它们之间的中介。在哲学史演进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当代解读形成了体育与知识在当代哲学背景下再度形成契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从古希腊体育至现代体育的发现又可搜索出一条实践知识沉浮的线索,为体育哲学中的认识论研究提够逻辑发展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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