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过农村再组织变革提高农民收入
要想做大“蛋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通过组织变革或制度变迁来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劳动和资本的组合方式，使农业内部重组和重新分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实现舒尔茨（Schultz,中译本,2000）所说的“农业的报酬递增”。要使农业产生较高的回报率，关键是在农村再组织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农村再组织的形成首先需要摆正农业和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定位，服务和保证再组织所需的各种契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样现有的庞大的农村县乡村机构和人员，必须精简去2/3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才能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形成农村再组织；其次要取消各种对劳动力流动的人为限制，如废除户籍制度，以国际税法中通用的居住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居民身份，允许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流通，农民有权放弃土地承包权，城里人如果有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到农村来承包经营土地；否则，即使再组织形成也发挥不了作用，先进的生产要素不会进入。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农业资本利润率低，但这一观点也反证了一旦变动后，农业资本的利润上升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工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的极大驱动力。这从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这两种哈耶克（Hayek，1988）意义上的“市场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用可以证实。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国内自1990年代初由山东诸城市提出，有关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笔者无意再置喙于此，这里只想谈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在农业产业化推广方面的设想。
虽说农业产业化是以农民为主体推动的农村秩序的重构，是基于自利原则上的农户与工商企业的自愿合作的结果；但是实践中，由于政府仍维持着的垄断，使农业产业化无法涉足一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由于多年的工农“剪刀差”和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现有教育体制安排，忽略了广大农村，致使农民的知识存量普遍不足；也由于运输、信息收集、监督合同等环节的规模经济要求；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落后，致使其农业产业化缺少应有的基础设施平台支持；因此，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五、解决上述“三农”问题的构想
理论上被视为短期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实行近五年了。最近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很高，马拴友（2001）认为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引入政府资产存量、政府收入流量对中国政府债务进行分析，分别得出政府以资不抵债和政府已无法再提高收入流来降低财政风险和改善债务状况。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靠发债搞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他们从理论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断定国债不能在大规模的发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应考虑淡出了。对此笔者不这样认为，关于目前中国政府还能否大量发国债支持上述提到的农村经济发展，引用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让这些同志查看一下中国金融机构、投资企业近年的国债资产增长情况，再走到老百姓为购买国债而排的长长队伍中，从中国城乡居民拥有近九万亿的储蓄存款的情况来看，三到五年内拿出1/3左右存款投资国债是非常可能的。这就是说三五年内还有3万多亿的国债发行规模。至于债务风险问题，对内发行国债，只要保证政府的可信性，本金偿还不应在令人担心的考虑范围内（可用新发行的国债的一部分来偿还），只需考虑每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国债利息支出的可行性。从近年税收增长的情况来看，这似乎不成问题。从中国具体国情（而不是比照国外的经验数据）来看，发行国债、推行政府主导下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再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来看，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是一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因为（1）国债为社会公众、社保基金、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提供了一种零风险（目前我国还是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2）国债市场的价格，既为中央银行提供市场信息以随时调整政策取向，又为其他金融市场产品的价格提供参照基准；（3）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形式金融监管提供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发达的国债市场具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为中央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提供操作对象和场所。可是目前中国国债的规模、品种、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和交易方式都远没达到发达的国债市场标准。今后围绕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应，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很大。
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今后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方向应重点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支农发展方面具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而政府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农业支出比重不足1/10（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农民自身的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增产不增收；乡镇企业多年的不景气；许多城市限制农民工打工的歧视规定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近几年呈绝对的减少，所以，1997年政府提出的开拓农村市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扩大的迹象。不是农民不需要商品，而是农民没有钱消费。调查表明，农民有限的剩余资金还被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系统零星收购然后缴存到中央银行。农村经济现在成了无人扩大再生产，仅仅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些地方连简单再生产也做不到。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再对农业投入，后果将十分严峻。国外经验表明，国家对农业支持越多，农业盈利水平就越高，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也就越大。中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因此，政府应对农业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或奖励或补贴，如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对农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对私人兴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等等。
二是政府主导建立城市乡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可借鉴新加坡在社保方面的做法，把目前中国农户自发进行的防卫性储蓄以省或市为单位协调统一使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保制度。短期内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资金贴补，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全面增长，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只要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建立这一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是可行的。经济理论告诉大家，最终消费提高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包括增量消费和存量消费。消费增量的提高依赖于边际收入的增长，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而社会消费存量的增长则主要取决于居民预期的稳定。针对预期的不稳定，城市居民的基本对策是增加个人储蓄保障，所以储蓄存款不受降息、征利息税的影响仍以年均14.3%速度增长；农村居民的对策是多生孩子，养儿防老，农民收入大多用于计划生育罚款了，不能进行农业投资和和生活消费。只有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分散的个人储蓄保障转变为规范的社会保障，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预期稳定性，才能把他们的存量财富用于消费；只有建立涵盖县乡村基层干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要大规模的.精简基层机构和人员），通过政府买单来保障基层干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投资和消费的资金约束。
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禀赋。这是解决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起点上的不公平，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才能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成败。把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重点是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能力。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1996年以来逐年下降，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GDP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0年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2.56%，低于国家制定的4%标准，也低于世界5%左右的平均水平；用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上的经费与用在高等教育上的相差无几，1999年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当年教育总经费的25.7%，而同期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22.8%，但农村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性的，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性的。因而，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先考虑特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以后逐步惠及全国适龄儿童，真正体现国家在基本教育方面的义务性。另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基于初始能力和禀赋分布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增加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能力和禀赋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
四是财政拨专款设立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基金及其他鼓励性措施，专门资助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创业活动。当前，农业大学或其他大学的适农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去，有缺少创业资金的原因，也有农村即使是乡镇企业也提供不了与城市可比的就业环境方面的因素。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生，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是一个方案；允许他们的人事档案户籍关系保留、或挂靠在所在省市的人事部门，不用迁移到他们所去的农村基层部门，并可以做一些期权安排：如规定凡到农村工作若干年以上并做出较大社会贡献的大学生以后子女上学费用可免除、考大学可加分等。另外建议农业大学以培养农村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为主，不纳入高考入学范围，免试入学，免费培训（所需费用由财政投入，目前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筹集资金）或者被培养人员回到农村生产经营有了收入后再交学费，农业大学的课堂最好设到农业试验田里，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切实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农业科技生产力，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得不到较快增长，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多年积极财政政策既没有改变物价指数持续下降、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城乡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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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光明,黄正林,沈亚林.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J].管理世界,2002(11).
[3]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马拴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8).
[5]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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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rsson,T.andG.Tabellini,1994,IsInequalityHarmfulfor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4,no.(June),pp.6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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