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还将表达式的真假值和土著人对它们的赞同态度联结起来，从而给出真值函项的刺激意义。因为一个否定式是真的当且仅当被否定的那个表达式是假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并非”，当且仅当，对于任一土著语句p，土著人赞同p之前附加那个语素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不赞同p;同理，一个合取式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合取肢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并且”，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土著语句p和9，土著人赞同由那个语素连结p和9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既赞同p又赞同9;一个析取式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合取肢至少一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或者”，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土著语句p和9，土著人赞同由那个语素连结p和9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或者赞同p或者赞同9。如此等等。
对于非观察性的场合句和恒定句的意义则不能直接通过刺激意义加以确定。蒯因为此建议彻底的翻译者求助于分析假设。“分析假设的方法是利用动力把我们抛入土著语言的办法。它是把奇异的新枝嫁接到常见的老树上的办法。”也就是说，分析假设不是直接将翻译者与说话者当下的刺激证据相联系，而是与翻译者的概念框架相联系，这种概念框架在知识或概念的网络中最终还是要与刺激证据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是通过它们与观察性场合句的关系实现的。
在蒯因看来，无论是刺激意义的翻译方式还是分析假设的翻译方式都与翻译者和说话者的附带信息有关。这些信息包括语言知识、信念知识等等。因此必然引发翻译不确定性的论题，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纂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相容，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相容。”意义和信息“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性是蒯因称之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意义和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表明了经验证据确定意义的不充分性。蒯因认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是一个沿边缘与经验紧密接触的人工织造物，如果把整个科学比作一个力场，其边界条件就是经验，那么，我们会发现，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在根据任何单独相反的经验对哪些陈述重新评价上有很大的选择自由。谈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会使人步入歧途。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体现了蒯因的整体论知识观。确定语言意义的行为证据和相随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被翻译或解释的语言对象的言内语境因素，还要考虑包括语言使用者的情况在内的言外语境因素。蒯因的整体论不仅涉及到语言系统内各语句之间的一种整体论语义性质，而且也涉及到了语言使用者的信念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的整体论联系，以及语言系统和信念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正是整体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决定了翻译工作的性质。同时，一部翻译手册的提出和完善不仅仅是联结表达式的事情，而且是预设相同信念的事情，即使在语言学家开始询问土著说话者之前也要做出这种假设。否则，一切交流和翻译活动无从谈起。这就是在蒯因、戴维森和其他人著作中所谓的宽容原则。
宽容原则在蒯因彻底的翻译理论中得到了应用。他在谈到对土著语言中的真值函项的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只能假设土著语言中的真值函项和我们母语中的真值函项相同。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一种所谓的容忍明显的自我矛盾或不一致性的前逻辑思维(urological mentality)的学说，但我们在翻译时别无选择，否则，会使我们对土著语的翻译显得稀奇古怪而难以理解，因为任何恰当的翻译都得遵循逻辑规律。实际上，即使在对观察句的翻译情形下蒯因也预设了宽容原则:而对说话者和翻译者共处的刺激场景，土著人和我们具有整体上相同的心理态度、价值取向和感觉功能，否则，那种刺激意义的方案无法实施。同时，在分析假设时只有预设土著人和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语言习惯和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去解析土著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结构，从而建立起一部恰当的翻译手册。
前面已经提到，戴维森试图诉诸塔尔斯基的约定模式的真理论给出一种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的形式表征，并且通过这种表征来解释和说明自然语言的意义。可是，单靠语句本身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理论的解释功能。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因此，如何针对自然语言中丰富的经验事实为从形式上诉诸真谓词的外延主义表征方案提供一种恰当的解释，即如何使之呈现为一种解释性真理论，必然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核心课题。在他看来，在一种不预设任何语义信息、概念或知识的极端情形下，立足于人类主体间的可观察行为的解释理论有望既能从整体上保持意义理论的外延特色，又能对一种自然语言的说话者的话语作出解释。这种解释背景非常类似于蒯因的翻译背景，即设想的一种完全从头开始理解一个陌生的语言团体的人类学场景。受蒯因“彻底的翻译”的思想启发，戴维森提出了著名的“彻底的解释”的理论。
不难发现，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为戴维森解释性真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戴维森彻底的解释理论就是直接在蒯因的彻底的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蒯因和戴维森虽然各自的理论目标不同，但他们最终要求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在彻底的情形下寻求一种经验证据对语言意义的支持关系。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是其自然化哲学体系的一个论据和例证，而戴维森彻底的解释理论是其意义理论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是约定模式的形式表征)，但二者选择的起点都是相同的，即可观察行为，都是以言语交流方式为突破口寻求“语言有意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叩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其次，在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基础上戴维森提出了解释的不确定性论题。戴维森将蒯因翻译理论的意义与伴随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转变为其解释理论中的意义和信念的相互依赖性，将蒯因的认识整体论发展到语义因素和命题态度的相互依赖的思想。通过这样的转变，戴维森巧妙地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转变成他的解释不确定性论题。第三，蒯因的整体论原则和宽容原则在戴维森解释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和发挥而成为其基本原则。戴维森全面启用蒯因式的整体论。概括起来，除了整体论的语境意义观外，还在解释真、信念和意义三者(解释三元组)之间关系时始终贯穿整体论原则，而且还将这种原则渗透到研究形面上学的真理方法之中。宽容原则在戴维森理论中贯彻得更为全面。在他看来，蒯因的刺激意义范型难免带有私人的主观色彩，我们应该回避这种讨论方式，其结果是应当全面地运用宽容原则，因此他将其作为一个预设前提全面地运用于说明意义和信念、意义和真、真和信念的相互关系中。 由此可见，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在证据基础、主要内容和贯穿的基本原则方面都明显地来源于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对此，马尔帕斯客观公正地说:“蒯因的工作为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背景，标志戴维森工作立足点的正是蒯因关于彻底翻译方案的观念。正是在蒯因的著作中我们才首次碰到整体论、不确定性和宽容这些在戴维森彻底解释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观念。’，对此，戴维森也坦承，他研究意义理论的不少想法本质上是蒯因的，因此读者肯定会为他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如此深入地一致而感到震撼。虽然他们在一些细小的方面有分歧，但是对翻译的不确定性、整体论和宽容原则的基本看法无疑是一致的。
总之，戴维森意义理论旨在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提供恰当的形式表征和经验解释，呈现为一种解释性的真理论，由两付对子构成:一是意义和真结成的对子，这付对子给出了意义理论的具有递归性质的公理化形式表征;二是意义和信念结成的对子，这付对子以彻底的解释的方式从经验内容方面表达了解释三元组(意义和信念)的共生关系。前者受塔尔斯基约定真之语义学的影响，后者受蒯因“彻底的翻译”思想的启发，二者的思想立足点是弗雷格的真值条件意义论。这些哲学大师的经典思想，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也正是由于戴维森善于借鉴这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成果，使其意义理论注定从一问世就潜在地具备非凡的理论优势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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