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后果
我国物权法只规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创设法律未有规定的物权。但并未具体规定违反这一原则的法律后果。笔者以为这是立法者的一大疏漏。我国民众物权法意识极差，未经法律训练的很少有人知悉这一原则。尽管大陆法系其他国家鲜为违反物权法定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但在我国却很有必要。
如果法律规定违反物权法律原则的具体后果时，应依据法律该规定处理。例如，《担保法解释》87条规定“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质权人将质物返还与出质人后，以其质权对抗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如果当事人的约定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时，应当认为无效，不发生预期的物权设定效果。例如，当事人虽名义上使用“抵押权”“质权”等术语，但其内容却违背了法律的规定。抵押人对抵押物、质押物并无权利，或者将法律规定不许可的物设置抵押质押。这些设定的物权，根本不能发生物权法上的效果，即不生物权之效力。
如果设定物权的内容中，仅违反禁止性规定的部分无效，且该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则去除该部分后，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如《担保法》66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如果当事人间有流质契约的约定，则仅此项约定无效，而非所涉及的质押行为整体无效。 如果当事人创设物权的法律行为虽然不能发生创设物权的法律后果，但是该创设行为如果符合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则当事人之间仍然产生该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如，当事人约定：房屋出租人侵害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时，承租人可以主张出租人与第三人的买卖无效。法律并未赋予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因此出租人便不能主张买卖无效，但其可基于违约损害赔偿寻求债权上的救济。
五、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若以该条文作反对解释，则必然得出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未规定为物权的皆不发生物权效力的结论。那么能否在一切条件下都作如此绝对的反对解释呢？ 若严格适用概念法学，当然如此。即立法者于立法时应考虑到一切可能的情形，进行这样的立法，应当对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全部列举，由于这样的列举限定，则凡未被列举的对象均属于适用除外。从这样的形式论出发，则应以反对解释为原则。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立法者并非万能，同常人一样，其仅具有有限理性。立法者必然在法律上留下缺漏，使法律不能涵盖社会关系的一切方面。即使社会静止不动，法律也很难将现有的物权种类及其内容全部包含与内，更何况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当社会的发展使物权法定制度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时，物权法定的效用更主要的体现在它的负面作用上，其所具有的整理物权的功能转而成为限制新的物权种类创设发展的障碍，其对交易稳定与安全的保障转化为刻板苛刻的教条而压抑了社会的活力。由此可见，物权法定主义绝非完美，民法与其他法律所提供的物权种类与内容并不能永久适合社会需要。若僵化信守必然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需要。 今后在物权法生效后，如何缓和物权法定主义的僵化性，是我国学者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这一困境，日本学者提出两种学说来缓和物权法定主义的弊端。
1、物权法定无视说。由我妻荣所倡，即根本无视物权法定主义的规定，而承认习惯中发生的物权的效力，尽管其在法律中并无规定。
2、习惯缓和说。即习惯法应属物权法定所言之“法”的范畴，若依社会习惯所发生的物权并不妨害物权体系的建立，并不妨害公示时，可突破物权法定主义的约束，承认该习惯上的物权。笔者以为上述两种学说缺陷众多，难以为我国的物权法实践所采用。
（一）对物权法定无视说的否定 法律规范以适用为目的，一旦进入实证法，它就必须在构成要件充分的情况下得到适用，从而得出某种法律效果。否则法律规范便形同虚设。假使法律规范得不到使用，或者根本不具有可适用性，哪怕它被制定法重复千次，该法律规范也毫无意义，并且是对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物权法定无视说采无视法律明文规定的态度，不仅有损法之威严，有损民众法感情，甚至将会危及整个私法秩序，导致交易的混乱。
（二）对习惯缓和说的质疑 笔者以为，《物权法》第五条所言之“法律”并未将习惯法涵盖与内。在我国，一般意义上的习惯经国家认可后即可成为民法的渊源，这在理论上是通说，但在现行法中并无佐证。司法实践中，法院实际奉行的是民法渊源的一元化，即只承认制定法作为民法的渊源和裁判的依据。在民法通则和其他单行法中，我们并不能找到习惯作为民法渊源的直接规定。因此，从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角度讲，均不能将习惯法解释与内。
学理上，习惯欲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习惯法，应具备严格的要件。现就其中个别要件加以分析：
（1）须有习惯之存在。何谓习惯？一般而言，习惯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其具有地域性特征和时间性要求。一个习惯的形成须多长时间？3年？5年？难加确定。习惯在多大范围内有效？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各族皆有不同的习惯，其在全国范围内是否有效？不无疑问。
（2）习惯能取得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须以制定法未有规定为前提。从这个条件出发，制定法与习惯法的适用顺序即制定法有优先于习惯法的效力。制定法中未有此类习惯物权的规定，既可能是因为立法者不予承认其物权效力， 亦可能是因为立法者的疏漏或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形，恐怕很难。 习惯的适用边界是否当然及于物权法？不无疑问。习惯当然可以适用于合同法领域，这是由合同自由原则所决定。当事人的约定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律无规定的情形下，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可以用已在人们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习惯加以调整。但物权法虽属私法，但具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有很强的强制性特征。故虽然不能说习惯于此全无适用，但至少应不同于合同法中的适用。六、如何缓和《物权法》第5条物权法定原则的僵硬性
如何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僵硬性，笔者以为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可以将其交由司法解释加以解决。应当有条件的允许司法解释具有创设新型物权的效力。
1、司法解释能创设物权，这在我国是既成事实，毋庸置疑。
（1）对物权种类的创设。关于典权，虽现行法律并无规定，但最高院司法解释却承认其为物权，并对典权作了若干规定。
（2）对物权内容的创设。如，《担保法》并未有抵押权追及效力的规定，但《担保法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这实际上确认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2、最高法院法官素质较高，其中不乏权威学者，且基于司法中立性，其解释不会像行政法规、规章那样涉及部门利益及地方利益，能够合理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社会惯性上新产生的物权，倘若其余物权的绝对支配性和保护的绝对性既不相悖，同时也有适当的公示方法，以及社会上确有其存在的必要与需要时，即应肯定它与物权法定主义的旨趣无违，进而先由司法解释明确其物权效力，待时机成熟之时，再上升为法律。这样既坚持了物权法定，又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尽管有学者指出司法解释只能在法律文义范围内进行，决不能超出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规定法律未有之事，其创设物权将有损法的威严并有司法立法之嫌。但笔者以为，司法解释的存在根据不仅仅是由于法律在文义上的模糊性，更在于法律一经出台便必然要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程序相当繁琐，这是便要求最高院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作出突破性解释，从而缓和法律滞后性所引起的不便。最高院的突破性解释的确在立法权限上令人质疑，但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不甚稳定，法制尚不健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在完善法律、统一法制等方面就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学者主张司法解释与法律有同等效力。
应当明确，司法解释创设物权，实属权宜之计、无奈之举。至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物权法定的僵硬性这一问题，远非笔者力所能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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