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师承： 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本文主要从学者代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1980 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 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学者多在 1990 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究对象在时间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1980 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 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
1980 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 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讲座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者；1980 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 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 年以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 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
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 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 1982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 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 1980 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 1982 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1986 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 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 年前后刘志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 1988年后开始的。1991 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 年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2001 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 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 年开始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素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 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往是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台。如 1986 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 15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 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