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本及其生成
在本维尼斯特和巴赫金等的影响下，克里斯特瓦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诗学对“文学性”问题的理解转换成了对“文本性”的理解。与结构主义那种抽象、静态、一元的文学性不同，文本性着重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她说：
文本就是生产性，这意味着：首先，文本同其所处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破坏--建设性的)再分配关系，因此，最好通过逻辑范畴而不是语言学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其次，它是文本之间的置换，是一种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间性”――引者注)：在具体的文本空间中，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彼此交汇、互相消解。
作为一种“方法论领域”，文本理论的提出也同刚刚兴起的符号学研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如克里斯特瓦自己所言：“既然社会实践(经济、习俗、艺术，等等)被视为一个‘象语言一样有结构的’意指系统，那么，任何实践都可以作为同自然语言相关的次级模式而被科学地研究，它以这种语言为模式，转而又成为一种模式或范式。”[16]这种符号学研究将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对象从具体的实践中抽离出来，并将其作为符号体系而研究，文学是其中一种特别的符号学实践。罗兰巴特强调过，符号学就是语言学的解体过程，因此，符号分析也就是符号消散的过程，显然，这也就是克里斯特瓦所强调的文本对语言的再分配关系。所以，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文学文本的这种生产过程就是意指过程，它是在“语言中(通过符号学和符号配置的异质性)所作的工作，是它使得一部文本显示出言语交流和表述中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克里斯特瓦提出了“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的概念：我把意指实践称为符号体系的建立和抵消。建立符号体系要求社会结构内的言说主体的同一性，主体承认这一社会结构是同一性的基础。抵消符号体系是通过使主体经历烦乱、狐疑的过程而实现的;这间接地挑战了先前已经获得他认同的社会结构，因此，同时发生的就是社会中多次的断裂、复兴或者革命。
所以，不存在本质上的文学性，只有绝对的写作实践，写作只是一种能指的踪迹。文本就是语言的可能性的一种开放状态，无论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都是写作。克里斯特瓦也认为，文学问题已经转化成为写作问题。她认为，新型的文学研究要面对的不再是结构主义的文学性问题，而是新的特殊主题，它需要靠超语言学、生物学、不可预测的社会交际、不确定的符码等等来发现语言的规律，这些因素并不能依靠有限的逻辑演绎和理性判断，而仅仅是言语主题自身的规律。“这一特殊主题--既不是沉思，也不是索绪尔的语言，而是文本，它或者破碎或者连贯，通过一种无法预知的必要性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一“主题”正好就是巴特在文学中要寻找的对象，它就是写作。”
所以，在这里克里斯特瓦将"文本"同"写作"结合起来，文本就是写作。每一个文本都镶嵌在文本交汇的意义之网中，文本的写作就是对语言的潜能的释放。对她而言，这种新的写作观念是伴随着莫里斯布朗肖、马拉美、卡夫卡、普鲁斯特等现代作家的写作而出现的，这种写作放弃了对迷宫般的绝对精神的思辨以及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它综合了虚构的、政治性的、新闻体的话语(也即是罗兰巴特在《零度写作》中所倡导的“新闻体”的“零度写作”)，还有新小说派以及“泰凯尔”派，同时还有社会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和结构主义以及文学先锋派的理论，因而呈现出一种杂糅状态。
不难看出，这些问题体现的正是文本理论的悖论。文本论的提出，使原本被结构主义者视为只是一个语言结构的文学作品变得生意盎然。语言是有生命力的，文本的生产性就是对这种生命力的解放。它通过对语言的破坏、重建来重新分配语言内部的关系。文本走出了单一、封闭、狭隘的分析模式，以语言为工具，穿越了文本之间的广阔空间，没有什么纯粹的文本，文本就是意义生产本身，这打破了意义单一性的局限，赋予文本以无限的意义。“文本就是生产性”不仅意味着对语言的解放，也意味着对文学的解放。
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文本理论真的超越了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了吗?既然任何一部文本都有“互文本性”，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交汇空间，那么，它的独创性体现在哪里呢?在这一无限互相指涉的网络之中，文本如何确立自身的身份和意义?“互文本性”是文本的开放还是消散?
与此同时，巴赫金曾经强调，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折射，每一个语言符号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存在，它还折射着另一个现实--意识形态的领域，所以巴赫金强调"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但是，在克里斯特瓦这里，文本内部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这一问题事实上被搁置了。所以，文本的无限敞开，是文本内部之间的互相敞开，还是向社会和历史敞开呢?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克里斯特瓦的答案并不尽如人意。
事实上，文本理论对社会、历史因素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而这与结构主义文论也是一致的。如果说在巴赫金那里，小说之中是多种声音的对话，在话语内部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文本理论中，无论是克里斯特瓦还是后来的罗兰巴特和德里达都没有深入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文本只是语言互相指涉的游戏，是与所指没有任何关系的能指的游戏。所谓的“互文本性”也是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内部各种声音的对话。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看重的是“语言/言语”的模式，而文本理论则更看重“能指/所指”的模式。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无论是社会文化历史结构还是各种语言的所指，都是被纳入到文本之中的符号意义上的存在，它们延异在文本的无限互相指涉之中，成为失去了所指的能指的游戏。所以，罗兰巴特强调的“文本的快乐”以及德里达所说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同克里斯特瓦的“文本即是生产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只剩下绝对的写作和互文本性时，文史哲体裁的界限消失了，作家、读者的身份界限消失了，语言的可能性也就被耗尽了，而从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无论是语言还是话语――来理解文学、理解文学性势必会在耗尽语言可能性的同时也耗尽了文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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