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琐谈的论文

2020-06-26实用文

治史琐谈的论文

  年来常和一些年轻朋友接触,谈到种种学习问题,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谈一点治学经验。说实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学无专长,平生最不乐意“好为人师”,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很是矛盾。为什么呢?学问之道,广漠无穷,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庄子不是说过知者无涯,生者有涯的话吗?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讨无穷尽的宇宙和社会,特别是探讨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在上下千万年光怪陆离、变化万端、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理出一条发展规律,却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纪的初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高中到大学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无数年青人探求救国的道理,我就在这彷徨求索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为学之路。

  我年轻时,学习兴趣很多,想学文学,又想学经济,最后,选择了历史。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而研究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政治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烟海的学问大库,寻求为学之道,必须讲究方法。高中时曾上过国学概论这一门课,是以曹聚仁记录的章太炎讲稿为教材的,这样,让我初步窥见学问的大门。同时,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对我的研究历史,皆颇有启发作用。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引起我对新兴社会科学如饥如渴的追求。我的学习范围逐渐放宽,

  读得很杂,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乌里亚诺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都成为我案头的藏书,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在这时间内,我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文章参加争论,今天看来,显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动机却是纯正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刚好那时日本学术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当然,我的这些学习和习作都不过是讲坛式的文章,并没有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历程上的一些足迹而已。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结合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很有好处的。我在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时,常用它和中国史相比拟,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可以说,后来我所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此是有些关联的。我相信,这一种比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数年,必定有成。

  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我侧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研究。可是这些史料,在中国正史中除了《食货志》、《货殖列传》和一些政书,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记载,并且他们的记载,多半是涉及到公经济,特别是关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而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则记载得很少,这就给我在进行研究时以一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搜集史料。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同时,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来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本着这一个治学的信念,便不曾错过机会,也养成我今后访问、调查的习惯,从中获得不少好材料。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此书因在抗战时期出版,流传不广,但已引起国内个别学者的注意,尤为日本学者所重视。1982年7月,我从日本京都到东京访问,有一天下午,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约我到东洋文化研究所会面,看一份材料。原来是1953年田中教授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同重田德先生共同翻译拙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原稿,我心中十分激动,感谢田中教授对我的厚意。此书原定由未来社出版,嗣以我的修正版出来,因而未果。五十年代末,当徽州文书流到北京时,也是我及时写出《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一文,发表于《文物》1960年第2期,以资提倡,并立即得到仁井田升教授的反应。现在民间文书的搜集与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我还有一个经验,即在读书时,如能搜集到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便可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我为什么开展明代商业资本的研究呢?抗战胜利后,从省图书馆萨士武馆长的尊人借阅谢肇淛的《五杂俎》,内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

  山右”,这一记事启发我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的史料,见到明清地方志和明人文集中记载甚多,于是写成《明代徽商考》。说也凑巧,最近得到日本藤井宏教授的来信,谈起他的《新安商人的研究》,亦系从《五杂俎》这段话引出来的,嗣他又见到万历《歙志》的记载,发生兴趣,循是以求,日积月累,便成巨著。可见治学之道,常是不谋而合,是有规律可寻的。在四十年代,我为进行明代商人的研究,又发现苏州有洞庭商人,那是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节记载云:“……话说两山(指洞庭东山、西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钻天洞庭”一词很新,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在阅读明人文集及其他记载时,便不放过,从此追踪,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终于发现大量史料,使我对于明代商人集团有一轮廓的认识。1982年晤及南京大学吕作燮同志,据他告我,前些时前往湖南调查会馆材料,获知洞庭商人在湖南力量很大,得到很多有关洞庭商人的史料,可供探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要做极细致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在进行选题时,应该象地质探测家一样,能够发现好矿苗,就可以得到好收成。这个本领,只能靠作者平日的留心。说句笑话,就是你在读书时,风声、雨声,都要声声入耳,事事关心,这样,便会把你所需要的材料跃现于纸上,所谓“读书得间”,做学问的甘苦,即在于此。

  最后,我们还知道,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关健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没有别的法门,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轻浮自满,日积月累,做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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