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性伦理学运动
德性伦理学一反统治近代西方数百年的主流伦理学，另辟蹊径，使反主流伦理学形成了声势，演化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而与近代以来的义务论、功利论鼎足而三。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较早期的安斯库姆、费丽帕?福德(PhilippaFoot)，扛鼎的有麦金太尔、努斯鲍姆，相呼应的则有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约翰?麦克多维尔(JohnMcDowell)、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Slote)，以及后起之秀罗莎琳德?荷斯特豪斯、朱丽叶?安那斯(JuliaAnnas)。他(她)们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使德性伦理学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麦金太尔无疑是德性伦理学的领衔学者。他的《有依赖的动物：人为什么要有德性》(1999)一书，通过一个演绎的结构，论证了人为什么要有德性。他认为，人类与其他有智力但无语言的动物都具有一种动物本性，我们人类至今仍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动物的统一性;但在人类自身，也存在着依赖性，渗透到人类生活中的脆弱与无能力，使我们对他人都有着难以挥去的依赖。因此，“为了兴旺发达，我们既需要那些具有独立的和可计算的实践理性功能的德性;也需要那些能使我们接受依赖他人的本性和范围内的德性。这两类德性的获得和实践，只有在我们参与到奉献和索取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可能。这些社会关系是由自然法的规范所决定和部分地界定的。”[11]在这里，共同的.善，就是既需要独立的、实践理性的人的德性，也需要接受的依赖性的德性。人类共同体就是在这种联合、互相依赖、给予和收受的关系中，来实现共同的利益。理性的探索则服务于并部分地构成了这种共同的利益和善。
以芝加哥大学玛莎?努斯鲍姆为代表的中年学者，更侧重于对斯多亚主义的研究;他们借助于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探讨，在西方的影响如日中天，无疑代表着德性伦理的强劲未来。《福祉的脆弱性》、《欲望的诊断：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等都是其备受瞩目的力作。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哲学系余纪元教授称玛莎?努斯鲍姆为德性伦理学领域无疑最有前途的代表。她在亚里佐那大学的同道、著有《幸福的道德》一书的安娜斯指出，对于人生的幸福来说，仅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不够的;亚氏理论有他的弱点，而斯多亚学说也有其优点，值得由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自然主义学说[⑵。
迈阿密大学的迈克尔?斯洛特教授，为德性伦理的推广做出了贡献。1992年，他推出的《从道德到德性》一书，初步奠定了他具有亚里士多德倾向的德性伦理学说。1995年，由斯洛特作为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与分别代表义务论、后果论的学者M.巴伦、P.帕蒂一起，在蒙那什大学进行了辩论式的对话讲座，讲座稿由负有学术盛名的Blackwell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书名为：《伦理学的三种方法：一场论辩》。1997年，由斯洛特和罗吉尔.克里斯普(RogerCrisp)编辑出版了《德性伦理学》的代表文献选读，将自1958年安斯库姆的檄文以来至新秀罗莎琳德的重要代表文献尽收其中，成为广受欢迎的教科书。
斯洛特是一个在德性伦理学立场内不断修正其出发点的人物。他的早期著作《从道德到德性》是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写的，但他后来更侧重于从苏格兰情感主义的哲学中汲取养分。他的新著《来自动机的道德》，“沿着道德情感主义的线索来发展德性伦理学”[13],由休谟和哈奇森道德情感主义的激发而发展出了情感德性论。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描绘被如此判断的事物的性质或关系，而是表达了做出如此判断的人胸中的情感，这样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情感的而不是认知的，也不是某种“理性的指令”。斯洛特基于“关爱”动机，为“纯形式”的德性伦理辩护，提出“关爱也能发展出社会公正和一般社会道德的多种观念。关爱的伦理并不是传统的男性探讨如契约论、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补充和植人”[14]。女性主义者卡罗尔?吉里根(Carol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也提出了关怀的德性伦理，认为关怀的伦理是可以自成系统的融贯体系。
上述各种德性伦理所做出的种种探索，都力在证明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正如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活中，人们考虑最多的，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则或规条，而是更倾向于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德感和依据真实的感情行事。”[15]在德性伦理学那里，道德的根据又重新回到了行为主体。它的崛起，说明了道德不只是公共的规范，而是也包括了个体或团体自愿接受的道德品性与道德理想。
当然也有对德性伦理学的批评声音，如认为它在某些解释和说明上有时是不完整的;它无法充分地解决在应用伦理学中出现的悖论，如问题，?它不提供一个需要禁止的行为的细化列表，而是聚焦于一个好人的一般观念，对特殊的事实却几无言说。总之，德性理论是天真的，在复杂的境况中是难以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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