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错误判断
(一)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归因偏差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分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博士在其专著《结构转换与农业发展——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中的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
“认真分析这次改革，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新安排。通过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农民获得了土地、耕畜以及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根据这种权力，农业生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配置生产要素，生产农产品。完成生产后，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之后，对剩余农产品有完全的支配权和处置权。因此，家庭承包经营将农民同国家、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分得清清楚楚。同农业生产队相比，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责任经营制，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内在性质，它的特征有经营方式和分配机制，满足了农民的既有心理习惯和追求物质的欲望，很好地适应了生产空间分散、生产周期长的农业生产。在家庭这个组织经营单位里，劳动成员之间互相信任，分工比较理性，生产经营过程无需高额的协调成本和监督成本，而且由于他们能获取其劳动的全部所得，于是每个劳动成员都在努力增加有效劳动，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这样，在农业生产新制度安排下，那种偷懒和投机的行为已不复存在。”
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上述观点显然与实际有出入。中国现在的农业已经证明，当年改革之所以能够使农业增长不是上述制度安排的改变。换一句话来说，上述观点被现在农业的实际发展情形证伪了。现在的条件仍然是当年改革时农民所获得的条件，为什么“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上增加“有效劳动”，为什么愿意在自己拥有完全自主经营权的土地上“偷懒和投机”，宁愿让土地撂荒。温铁军博士愿意用“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解释改革后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因为在劳动收益大部分归自己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按照温铁军博士的说法来解释，现在农民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上增加“有效劳动”而愿意在自己拥有完全自主经营权的土地上“偷懒和投机”，原因就是现在农业已经不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了。实际上不但没有剩余，还要倒贴。能够解释农民明知倒贴也要种田的理由就是，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它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的生活保障资料。
然而，正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分析的失误，使我们忽略了农村集体化的解体就是劳动分占机制的解体，就意味着劳动力的释放、意味着农村生产队集体再也没有储蓄劳动力的功能。这一点，至今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约束造成的，过多地从内部机制寻找原因必定会陷入形而上学。农副产品价格低廉、能用于分配的产品又少得可怜，而其他价值较高的非农产品又被严格限制生产；农村经济集体无法合理调配劳动力，农户更不能在家庭单位中合理调配(或整合)劳动力；同时，由于长期的外部就业约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积不得不超越农村集体应有的容量，不断增加的过剩劳动力去分占有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与劳动力收益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些情况，我们很少综合考虑。我们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效率低下完全归因于土地集体控制的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吃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与实际不完全相符。以确保国家工业化积累的集体化体制下的农村集体剩余有限与劳动力无限扩张的矛盾、有效劳动与无效劳动之间的矛盾，被我们忽略了。
(二)忽视原本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自从温铁军博士指出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以来，许多学者也把眼光转向农村的人口和土地制约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在逻辑上讲不通的问题又往往被大家所忽略：把田地分到户之后就能够解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问题吗?显然不行。解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问题应该从减少人口和增加土地这两个方面着手才是，而把田地分到户既不能减少人口也不能使土地有所增加，凭什么说它能够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造成的中国农业效率低下问题得到解决呢?实际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本身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个问题按说是不应该以释放劳动力来加剧其过剩所造成的就业压力的。这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最为突出的问题，亦即当前我们要着力以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的原因所在。
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被忽略，除了受二元体制影响一直未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运行考量主要指标外，更主要的是，我们至今也都还没有掌握真实可靠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数据。按1978年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实际参加劳动的年龄推算，当时参加劳动的农村劳动力应该有4．5亿左右，即当时的过剩农村劳动力应该有3亿。而从分田到户的结果来看，不管一些学者怎么说是能够让农民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还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其结果都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为分田到户单干能够让农民更多投入到土地中的是有效劳动，而不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关于这一点，许多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始终没有弄明白，相反倒是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
(三)效率上升的表象掩盖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会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这应该是讲得过去的。尤其是在无效劳动长期被激励、农业生产效率长期极度低下的情况下，有效劳动的大幅度增加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空前的提高。在劳动分占普遍存在、共同分配的剩余又很少的农村生产队中，有效劳动因被无效劳动过度分占会造成投入的减少，而且经常表现为劳动数量增加而质量下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减产减收，甚至失收。一旦劳动分占现象被消除，有效劳动就会大幅度增加，不但表现为量的增加而且也有质量的提高。从分田到户经营的情况来看，是一种把劳动分占消除得比较彻底的做法(分田到人经营应该更彻底，因为户之中还有劳动分占的情况发生)，因此，分田到户的家庭经营方式会激励农户以超乎集体化时期数倍乃至数十倍数量向土地投入有效劳动，相应地，在这种有效劳动受到激励的初期，农业的产出往往会获得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紧接着，由于农业的增长给生产资料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生产资料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着农业的增长。这就是说，改革初期由于有效劳动的大量投入，致使农业生产获得增长，接着由于生产资料投入的不断增加，在有效劳动增加有限且有效劳动刺激增长有边际约束时，农业生产还会获得持续性增长。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之后会获得较长时期效率提高的真正原因。正是中国农村改革之后会获得较长时期效率的提高，使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四、小结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问题是从来就有的，但是，以特定的方式专门解决它的办法似乎还没有。20世纪60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形成，农村中出现了以无效劳动分占有效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分占。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农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有效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消除了农村生产队集体按劳分配方式，无效劳动分占有效劳动的情况也同时被消除。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立即突现出来。从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回顾农村经济的变革过程，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到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是否能够从事有效劳动，或者说有效劳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农村劳动力。这就是说，给农村社区提供充足的有效劳动的机会，才是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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