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共同体主义的幻像。
鲍曼认为，现代西方学者习惯于把共同体与温馨、舒适的场所密切联系起来，这是由于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一直遵循“丛林法则”的残酷无情，使得拥有自由的人们丧失了“礼仪社会”中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所以有部分人开始仇视现实社会，而夸大传统共同体的温馨、美好。于是在学术界就产生了“共同体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的分野。
共同体主义学派以麦金太尔、桑德尔、泰乐、沃尔泽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共同体的整体价值，认为个体对共同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是外在工具性的，而是内在实质性的，同时，在一定共同体内，个人的好生活高于正当的自由生活。但是共同体主义学派的观点遭到了鲍曼的猛烈抨击，他认为，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又无法给我们提供安全感，甚至不愿作出承诺。
于是我们继续梦想安全感，继续努力，但不断失败。不安全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取消控制、灵活多变、充满竞争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流动的、不可预料的世界。
在这个灵活多变的.世界中，个体自由获得充分的解放，传统共同体必然遭到质疑和摒弃，现代的个体化进程是以提升个体的自由来换取确定性保障的。共同体共享的规范与自我主张、自我建构的个体自由之间存在着冲突，要获得某种价值就必须舍去正在使用的价值。另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充分享受消费自由与技术发展带来舒适生活的同时，深受不确定性和风险煎熬的个体逐渐开始向往温馨稳定的共同体，人们试图寄希望于共同体，以在享受自由的同时规避自由所产生的“意外后果”。鲍曼指出，这就是共同体主义的幻像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的原因。而鲍曼认为共同体主义只不过是人们在拥有完全的消费自由之后陷入孤独和不稳定状态中的一种幻象，是自由与安全失衡后的一种心理反应。
因此，共同体主义者试图强调地方共同体的重要性，通过反对自由主义来消除个体化社会化中的个体困境。不管共同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哪一方的论据更充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传统的结构、体制和规范的消退。这种消退一方面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因个人主义的盛行而造成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割裂状态。团结的消亡、价值的贬损、权利取向的享乐主义等等现代性特征正在暗中削弱着传统共同体的力量，人们正面临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个体间社会联系的持续弱化和社会纽带的逐渐松弛，社会信任的缺失和传统道德体系的崩溃等等问题。总之，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这就必然要以公共生活的丧失为代价，共同体必将处于长期的危机状态中，而关于共同体的各种主张在面对现代性挑战之时却也无力自救，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人类愿景。
四、“脱域”共同体的兴起。
社区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化，对此，涂尔干指出，与地域群体、地方观念衰落同时产生的是一种作为“替代物”的次级群体。这种次级群体的形成伴随着现代社会制度发展中的“脱域”机制的建立以及“脱域”共同体的兴起。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脱域”机制已经逐步地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它们所处的特殊的地域“情境”中提取了出来。阿尔布劳指出，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与其将注意力放在已经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地域性的所谓社区（互不相关的邻里），还不如来关注虽可能延伸到全球却依然与具体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个人切身的社会环境[12]。
各种超越地域范围的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团体的形成都标志着现代社会“脱域共同体”（disembededcommunity）的兴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共同体”的复兴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地方治理状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高效的全球治理网络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穷、失业、社会失范、环境恶化等公共问题。世界银行通过每年的研究报告向全世界发布该机构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经合组织也先后启动了“民主治理”、“治理网络组织体系与地方发展”等计划。
总之，这些“脱域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可以向个体提供帮助以及个体可以依靠的专家系统。正是通过“脱域共同体”，个体形成了对于“个人切身社会环境”的判断。
崔卫平教授曾以《我们不愿做“原子化的个人”》为题表达自己对于复兴传统和社会共同体的愿望，她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与他人‘团结一致’的感觉了。我们都是阿伦特所说的‘原子化的个人’，因为离开共同体而从‘根’上开始枯萎。”[13]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只意味着个体与所属的群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再需要群体或不再存在群体。保罗·霍普说：“共同体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它所构成的自足系统可以满足人类的合群寻求，并让人类能获得一种归属感。[14]”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次级群体作为一种社会联结形式，与地域的关联性虽不如前现代社会那么明显，但“脱域共同体”的出现不但反映了在个体与社会这一张力之下寻求新的生长点的可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共同体的消解所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孤立感。
五、结语。
总之，在日渐个体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已无法回到传统社会，但是在肯定现代社会个体化发展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在确认个体与社会之张力基础上展开对共同体的重新思考，并重新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规范和关于共同体的价值表述。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101—102
[2]保罗·霍普著，沈毅译。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2—63[
3]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译林出版社，2007：30—31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7—69
[5]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5—97
[6]保罗·霍普著，沈毅译。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42—48
[7]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70—171
[8]乌尔里希·贝克著，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13
[9]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4—27
[10]保罗·霍普著，沈毅译。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5—68
[11]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23—25
[12]马丁·阿尔布劳著，冯玲等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1：252—255
[13]崔卫平。我们不想做“原子化的个人”[J]。新闻周刊，2004（10）：65—67
[14]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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