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事关“知政权”的新闻自由立法缺失
我国尚未对新闻进行专门立法，唯一可以支持新闻自由的法律依据来源于宪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显然这一规定太过于抽象，不足以保障新闻媒体的采、编、播活动。新闻媒体有哪些权利？应当如何行使？有哪些寻求救济的途径？妨害新闻自由的责任如何？这些实体与程序上的应然权利若不能在现实的法律中得到体现，从而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正常的新闻活动就无法开展，关乎公众生命健康之类的重大信息就得不到及时披露，公众的知政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四、保障公众知政权实现的措施
（一）立法保障新闻采访权的适度实现
如果我们把媒体看作是代表公众行使知政权的工具，那么新闻采访权的范围应当是公众知政权范围的子集。鉴于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现实状况，立法中不宜对知政权的范围作一一列举式的规定，而应当规定哪些信息不公开，新闻采访无权获知并加以公开。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了九类不公开的信息：国防和外交信息；机关内部人事规则和惯例的信息；其它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事项；贸易秘密和商业、金融信息；机关之间和机关内部的备忘录；人事、医疗及类似的档案；为执法目的而编制的记录或信息；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关于油井的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信息。该条款对我国的现实价值在于如何协调新闻采访权与政府保密权的冲突问题。若在我国的立法中引入“保密事项法定”的原则，就完全可以消除国家机关拒绝采访的口实。在法律对应当保密的事项作出明确界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信息就应当无条件地、及时地公开，以保障公众的知政权。
在我国，一般认为新闻采访权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而是一种通过合意而得以行使的权利。当事人有接受采访的权利，也有拒绝采访的权利。应当规定媒体享有比一般公众更接近信息源头的权利，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重大突发社会事件的采访上。由于新闻采访权是国家专门赋予新闻媒体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存在的最基本的、法定的权利，所以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新闻采访权非经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剥夺。同时，立法应当将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的采访有所区别，因为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理所应当地承担着实现公众知政权的义务，重大信息必须披露，而普通的公民一般均无此义务。依此推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接受有关公务问题的采访时就没有拒绝的权利。
（二）构建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透明政府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新闻发布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按照一定程序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制度。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尚不成熟。新闻发言人并非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制度语境下的人。党的十三大确立了“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的原则，在执政党的文件中确认了人民群众的知政权。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形象的代表，就应当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日常工作中秉承这一原则。构建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透明政府，确保公众的知政权，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闻发言人必须对自身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加强社会责任感，捍卫公众知政权的意识强烈。其次，必须实现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的良性互动。新闻发言人本身不是新闻传播的载体，必须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新闻发言人不可被动等待媒体的采访，而应当主动地与媒体建立一种长效的、稳定的联系。双方共同对信息进行及时地梳理与披露，切实用好手中的资源。再次，加强新闻发言人自身的素质与作风建设。新闻发言人必须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加强理论学习，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提高自身的知识含量。从而在新闻发布活动中能够坦诚地直面各种提问，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政权，而不是使用那些空洞无物的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处理好新闻知情权与政府保密权的关系，掌握好信息发布的“度”。最后，必须确保新闻发言人及其职责的经常化、固定化和关涉信息公开化制度的法律化，让成熟的制度来约束政府行为，通过透明度高的行政行为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节约行政成本，促进知政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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