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全面反思
因而，就本书而言，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将丹尼尔·贝尔归入纯粹社群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对公共领域规范失效的警觉，对自由价值实施过程中种种弊端的剖析，对历史源流的辨识与信赖，其实都是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互为依照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当代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的一次非凡的尝试。
一、自由价值的结构转型
传统自由主义倡导一种普适的自由观念，其核心信条是要求人们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抽身而出，从而达到不受任何政治派系、任何思想意识形态、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左右的元独立境界。姑且不论这种以尊重人权为名的社会学说在维护个人的基本尊严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逻辑检验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明确追求的最高利益，不可避免地带有先验论的调子。他们排斥社会大背景的价值信念基础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前提而做出的：其一是认定自我具有一种凌驾于整个社会约束机制之上的不可侵犯性；其二是认定自我命运是在理性思维的感召之下做出的自主取舍。前者使自由价值观成为一种带根本性的，整个社会利益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最高理念；后者则导致历史的流程完全沦为个人话语的奴隶，从而使社会文化背景的急剧分化成为名正言顺的事。究其实质，自由价值观都体现出其学说言述者的某种学术偏执，即简单粗暴地将人的两种构成性义涵——社会人维度和自然人维度——剥离开来，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公共精神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左右两种极权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首先把人当人看的政治学说在反权威主义、反独断主义、反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能就此推委其在学说构建和内在理路中的部分缺陷。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于他们坚持奉行在人生寄托与社会生态之间自然形成的攻守同盟原则。丹尼尔·贝尔通过日常生活事件的引证，强调社群结构的存在合理性。既然置身于当代文化氛围中的我们，注定要承受这个世界所给予我们民族身份和集体无意识，那么，排除任何有价值的社群，将社群与邪恶势力做一种想当然的重叠就难免有失偏颇。身份的在场刻划了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作为一种定位系统，它以复杂的道德模式设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宗法制度、政治律令和实践方式，它们构成了我们“此在”的生活的先决条件。此种道德模式与现代民主观念之间的龃龉之处一直是备受攻击之点。反对派精心阐述的自由观最不能容忍的是专制与强迫，于是，理性的选择成为论说者竭力要争取的首要权利。于此，丹尼尔·贝尔在保证了价值的选择权之后，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尺度提出了质疑：“你拿选择与强迫作对比，好像一个行动不是经过选择的就是被迫的。”而选择与强迫的二元对立恰恰正是自由主义学说中一个不易察觉的逻辑纰漏。
自由主义者同时又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常常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寄希望于全方位的民主社会的达成。丹尼尔·贝尔通过日常情境的话语解析，雄辩地反诘，人与人之间的等值观念是否是一种假设的学说？而我们绝大多数的选择又何尝不是一次下意识的行为？在贝尔的视野中，逍遥骑士或许只是与现实脱钩的梦想，社群及其价值问题是不可化约的人类文化基因，因其与社会运作和个人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遭到自由意志论者哈耶克和诺奇克的猛烈抨击，罗尔斯的《正义论》仍被公认为是自由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式著作。罗尔斯对国家分配制度、正义保障制度的价值诉求和目标转换表明，社群主义元素已经渗入到自由主义的知识构架之中，并使自由主义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罗尔斯予以详尽论证的正义理论与社会的基本结构有一种同构关系，自由价值的结构性变动是以国家对不平等现象的干预为旨归的。在此，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哲学体系已经由吁求机会均等的个人正义问题，向“如何缩小差别、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校正正义问题”转变（见万俊人《罗尔斯与其正义理想》，载《文景》第六辑）。《正义论》的一个基本论点即为：正义（justice）是判别社会构成方式是否合理的首要前提。设定这一理论基石意味着，社会体制已经取代个人体验上升为罗尔斯的中心议题。当然，罗尔斯之所以没有被“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之外，与他的初始立场息息相关。通过初始立场，罗尔斯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普适性原则。这种原则的关键在于，它是超越国度、超越民族和语言界限、超越能力和责任的先验自主权，是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理解社会契约论。
丹尼尔·贝尔对自由价值的批判和转换，直接依托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因而，将罗尔斯视作丹尼尔·贝尔的学术先导，为新一轮的社群主义理论建构铺平了道路，应是对这两类一直互相敌视的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社群共识与启蒙的终结
在肯定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社会意义，同时驳斥其初始立场的反社群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丹尼尔·贝尔进一步阐明了社群共识强大的道德规范力量。不论是地区性社群、记忆性社群，还是心理性社群，共识作为支配社会运转的功过基础，它是普通人感情依附和道德判断的基本认同框架。根据沃尔泽、麦金泰尔、泰勒和海德格尔的论述，正是由于具有构成特性的社群的存在，才使得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变得有意义。它既是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纽带，习俗与实践的动力机制，更是个人正义的有效保障。自由主义者把选择的权利看作目的本身，其直接的消极影响是忽视了人类生存境遇中的种种具体矛盾和难言之隐，具体说来即：家庭、民族、宗教、国家的社群界定被一种个人的支持所抛弃。社群共识的幻灭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更是牵涉到生活理念的一个实践问题。集体的自私化、过度夸大的防卫意识、利益分配的争夺战，这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以自由相标榜的现实世界。正是有感于社会失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丹尼尔·贝尔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理论在立场和方法上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