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学管理制度(3)

2021-06-13策划书

  学校教学管理制度4

  一、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的内涵

  马克思韦伯最早从行政管理角度阐述了合法性概念,并认为合法性是习俗、利益关系等纯粹情绪动机或纯粹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之外,统治得以巩固、稳定的不可或缺的更为重要的资源[2]。按照韦伯的观点,合法性既包括适合法律法规要求,也包括适合社会文化习俗要求,还包括适合重要人物的要求。制度合法性本质上是指制度在社会上或组织中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同。学校管理制度的合法性指学校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对学校管理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同程度[3]。制度合法性危机与制度合法性相对应,是指由于公众对已颁布的管理制度产生了认同危机导致其难以有效地贯彻落实的一种现象,包括理性认同危机和情感认同危机两个层面。理性认同危机具体可分为手段危机、主体危机、价值危机、程序危机,其决定了制度“合不合法”的问题;情感认同危机则指利益相关者在心理、情感上对制度的认同危机,其决定了制度“有无效果”的问题。一般很难区分认同危机是在理性层面还是在感性层面,人们大多只关注对某一制度一个总体认同程度。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是指学校制定和实施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不被师生所认同和接受,导致制度效率低下,甚至产生负功能的现象。教学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可以表现在单一的某个规章或条款上,也可以表现在一整套教学管理体系上。由于内心没有真正认同和接受,利益相关者往往对教学管理制度采取消极接受或策略化遵守行为,这导致制度表面上仍在运行,而实质上已名存实亡。

  二、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1、教学组织松散化

  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危机首先表现为教师对其“口服心不服”或“口不服心也不服”等行为上,在具体形式上就表现为组织“松散现象”的此起彼伏,随处可见。如学校领导与教职员工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关系,隔阂逐渐增大;教学管理干部与普通教师之间彼此对立,彼此相互指责;二级部门之间各自为阵,以局部利益为重,缺乏有效的合作;管理部门和教学部门相互埋怨,缺乏默契与合作。这种长期的组织松散问题最终必然导致组织“离心离德”,内部凝聚力下降,师资队伍不稳定,有利于学校基本职能发挥和教学质量提高的良好育人环境难以营造,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和共享价值观难以形成。

  2、教学工作边缘化

  从内心里没有认同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和教学管理相关制度,教师在教学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越来越少,教师把教学工作当作副业,且慢慢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虽然很多学校制定了像《教师教学规程》、《教师课堂教学基本规范》之类的教学基本制度,对教师的课前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和课后教学评价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范,可是照本宣科、随便对付的课堂教学仍然很常见,教学工作逐渐被边缘化。学校的教学管理队伍虽然日益庞大,但敷衍了事,不务正业的“懒政”现象也比较普遍,把教学管理工作也逐步边缘化了。由于缺乏实质上的工作重心,学校内部的教师与教学管理者之间的相互指责和埋怨越来越多。

  3、教学研究原子化

  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促进显性知识的迅速传播和隐性经验的明晰化,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由于教学管理制度僵化,学校教师被迫独立地从事着机械重复的劳动,观念封闭,视野狭窄,只能关注眼前和局部利益。例如,现在许多学校实施以工厂理念为基础的“绩效管理”,促使教师把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仅仅当作获取“工分”的一种手段,教师之间的教学合作研究机制难以形成。普通教师很难对学校管理制度及管理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而往往以容忍、冷漠、被动方式来表达其态度,无法体验到教学工作的乐趣及教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在教学研究和投入上的这种对制度的消极态度影响了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1、制度制定:制度文本与教师期待错位获得合法性的制度必须保持适度灵活性,体现服务于师生的价值取向,保证程序上公开公正,机会上平等地对待不同利益相关者。根据合法性要求,学校现有的很多教学管理制度本身质量较低。具体表现在:

  (1)程序危机。制度在制定时没有坚持程序上的公开公正,往往缺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的过程,忽视教师的参与。

  (2)利益危机。制度常常为部分利益集团所左右,利益和资源分配方案偏向部分利益相关者,广大教师的合法利益经常受损。

  (3)价值危机。很多制度坚持消极的理论假设,在价值上固守控制思维,抛弃了服务师生的管理价值取向,管理的机械化和考核的过度量化使教学管理制度也从“促进教师工作的强有力手段”异化为“控制教师工作的极可怕的魔杖”。

  (4)规范危机。一些学校把教师教学活动的整齐划一和一致规范作为教学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管理过程中要求一种绝对的规范性,这极大地挫伤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这些制度在程序、利益、价值和规范上的不合理性会引起教师的反感和厌倦,与教师内心期待发生极大错位。

  2、制度执行: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背离制度执行和扩散是利益相关者不断互动博弈的动态过程,其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

  (1)人情危机。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因照顾某些人情关系,而妥协退让,因人而异,执行不到位。

  (2)妥协危机。制度既是约束行动者的规则,也是激发行动者的使能器,因此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既要约束行动者的行动范围,也会受到多方行动者谈判妥协的影响。

  (3)竞争危机。由于当前学校组织边界受到外界各种力量的不断侵蚀,学校越来越行政化、庸俗化和物质化,教学中心地位日益受到多方力量的挑战,与之相配套的教学管理制度自然也受到来自与社团活动、社会服务活动和科研活动等方面制度的竞争。

  (4)道德危机。按照制度的本源表达,学校管理者应是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主体而不是获取制度利益的主体。但是由于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管理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钻制度“漏洞”,管理者与教师界限的模糊也很会使教学管理人员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于一身,利用双重身份实施败德行为。因此,现实中的教学管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经常受到人情、竞争、妥协及道德危机的影响,制度的本源表达和制度的实践效果往往相背离。

  3、制度变迁:制度稳定与制度变革矛盾教学管理制度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才能为教师教学活动和行为选择提供相对稳定的预期,增强教师对教学管理制度的信念认同。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教学内外部环境经常性的急剧变革,很多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调整相当频繁,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必然导致学校广大教职员工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稳定的预期和认同。

  4、制度资源:依附资源与契约资源分异学校教学管理制度之所以能够被广大师生所接受、认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学校管理者拥有相当丰厚的合法性资源[5]。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物质激励措施开始在学校管理中越来越普遍化,同时教师与学校间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教师流动、离职现象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目前学校的规章制度依然是以数字量化资源和身份依附资源为基础。由于精神激励法所能发挥的作用越发有限,学校过度依赖物质激励。因此,现实中教师—学校关系的变化导致制度实施资源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制度实施理念和方式仍然固守传统,这必然导致制度在实施过程遇到抵制。

  四、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解

  1、理念转变:保证制度文本的合法性现代教学管理必须适应世界教育发展新形势,用基于知识经济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替代基于工业模式的传统教育管理理念;从传统的基于控制主义的监控思维向基于互动主义的服务思维转变,明确服务于师生教与学是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宗旨;从自上而下的单向式、专制式制度制订程序向上下互动的双向式、民主式制度制订程序转变,保证制度决策的公开透明性;在坚持师生利益第一的基础上,从以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为主导转向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各方合理利益的诉求;以人为本,从过分强调教学管理规范的效率性和统一性向适度保持教学管理的灵活性与和谐性转变。

  2、决策变革:保证制度执行的.适当性很多学校在执行教学管理制度时,由于过度集权,有关制度利益的决策权实质上多数掌握在个别重要的人物,如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等人身上。决策权的过度集中降低了制度执行过程对人情、妥协、竞争和败德等行为侵蚀和影响的抵抗能力。因此,学校在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体系时,还必须设计配套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体系和教学管理民主决策机制,保证教学管理人员在制度执行中从人治管理转变为法治管理,从全能管理转变为有限管理,从权力管理转变为责任管理,从人治手段转为法治手段,真正实现教学管理行为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强化制度执行效果。

  3、变革引领:保证制度变迁的连续性中国正经历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为适应全球竞争需求,国家层面的教育教学频繁改革和科学技术推动的教学理念及手段急剧变革已是新时期我国面临的新常态。在外部制度和技术环境的强大压力下,学校内部的各种制度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的调整也就不可避免。为了保持教学管理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预期性,学校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认识教学管理变革的新常态,提高变革预见性,不是被动适应管理变革,而是主动引领管理变革;通过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保证内部教学秩序和机构的相对稳定性;使教学管理制度变革从激进式向渐进式、从集权方式向民主方式、从断裂式向连续性、从单一调整向体系优化转变。

  4、环境优化:保证制度资源的匹配性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等大制度环境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与身份依附关系相关的教学管理硬性合法性资源的合法性效力正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逐渐丧失。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新形势下学校必须不断建构和优化内外部制度环境,从重物理环境向重文化环境转变,在制定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规制性制度的同时,更要加强良好的价值观念、信念体系、认知模式的建立与典型化,重视规范性制度和文化—认知性制度等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调节作用,强化软性合法性资源的构建与管理,实现软硬资源的合理匹配和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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