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赋予文学以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作为文学介入、干预社会之手段，“文士褒贬”执掌着“惩劝善恶”之柄，“诗人美刺”秉持着“补察得失”之功。因此，文人不应逃避现实，自废武功。白居易笔下的“褒贬”、“美刺”，近于当代的“歌德”与“缺德”之争。他并不认为“褒”与“贬”、“美”与“刺”是对立的。“褒”、“美”属于“扬清”、“鼎新”的范畴，而“贬”、“刺”属于“激浊”、“革故”的范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痛心于“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在文学实践中，他积极推动新乐府运动，大量创作直指时事政治、世道人心的讽喻诗。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诗作，如果以美刺两类粗分，属于“美”者有8篇，属于“刺”者有30篇，介于二者之间的也带有劝诫、警策、辨析等内容。比如，其中的《卖炭翁》、《骊宫高》批评的是皇室；《黑潭龙》、《官牛》挞伐的是官吏；《杜陵叟》、《缭绫》披露的则是民瘼。他的作品的确力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
白居易自嘲，“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他明知写风花雪月可保身，书谀词谄语能升官，却不屑为之，终因写诗受到诬陷，并被削职罢官。《与元九书》，就是被贬江州时所写。晚年的白居易变“聪明”了，他放弃了“兼济天下”，只求“独善其身”，仕途是顺利了，但在创作上却失去了早期的锐气。白居易背后的故事]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