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