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很显然，作为生活实际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是任何人(包括作家)都难以回避的，自然，也是文学创作所回避不了的。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学，她也可以不表现有关政治治理的内容，再加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伤害，也使得有人提出文学应该远离甚至脱离政治。可是，某作家的远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能够脱离政治，所以，我们应该探讨的并不是文学表现不表现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表现政治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上既表现了政治内容又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创作并不少见呢?比如屈原的《离骚》、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等。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作为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离骚》叙述了诗人的出生和成长，尤其是叙述了自己如何辅佐楚王进行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因为触动了有些人的利益，遭受到了围攻和打击，而楚王也听信谗言，不再信任他，并放逐了他。在遭受打击后，诗人重华陈词，上扣天阙，下求佚女，灵氛占卜，巫咸劝阻，历数历史上的有关政治人物，辨析着行为的是是非非，选择着自己的何去何从。很明显，《离骚》中的叙事和抒情都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但是，谁都承认，屈原的《离骚》其情感之充沛、想象之丰富、形象之生动，都是之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也可以说，《离骚》是屈原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后，对其情感实际的一次充分的抒发，或者说，它是以情感为主的，而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正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盖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由此也可以说，文学的功能在于她能够通过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上，在于不同于其他因素的“文学的”内容上，而并不就是表现在她对社会的立竿见影的作用上，所谓的“无用之用”，正是这方面的意思。真的将“补察时政”作为文学的目的的话，此时的“文学”不过是成为了包裹政治性内容的外衣，实质上是等同于调查报告、社情民意等行政文书的，或者说让调查报告、社情民意的内容更易于大家阅读和传颂罢了。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辞赋)》中所说的“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客观上更充分地说明了白居易的文学观念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或者说，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浓郁的政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