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2018-07-17白居易

  闲适诗是白居易诗歌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对平淡生活、琐碎小事的描写,表现其随性逍遥、知足保和、委化顺性、“此心安处即是吾家”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动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上一篇:白居易和他的牡丹诗词下一篇: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