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诗人对白氏诗集抱有极高的阅读兴趣，在阅读过程中，他们深入体会并领略到白居易其人其诗的丰富内涵，进而产生倾慕之情。方文三十九岁时所作《卜居》诗中即有云:“窗间山色青兼赭，架上诗篇白与苏。”十二年后其在《夜读白诗》中又生动描绘了自己阅读白集的心态和感受:“门巷秋阴断往来，阶除晚霁独徘徊。消愁唯有香山集，夜夜灯前当酒杯。”两诗前后跨度达十余年之久，而他对白诗的阅读兴趣则日渐其浓。前诗将一瓣心香敬奉白居易与苏轼二人，应当是看重他们超然出尘的情趣，后诗则明确将白诗当作“消愁”的唯一凭藉，尤可见两者心灵的高度契合。像方文这样把白诗当作消愁解忧工具的遗民还有不少，如黄宗会在贫病交加之际，从阅读白诗中觅得极大的精神慰藉，他描述翻览白诗时的心理状态说:“卧病欲惜神，捐书惟务默。回旋失旦暮，莲心渐埋塞。跫然感足音，悲于逃虚客。乞灵白傅诗，覃思忘枕席。闲居及寄讽，伤悼兼羁谪。当其心解时，涣涣若冰释。”向白诗“乞灵”，方才从孤寂无聊之中摆脱出来。从上引诗作来看，遗民诗人与白居易虽然异代相隔，却灵犀相通。当然，由于出身及遭际的差异，遗民诗人对白氏思想的好尚，重心亦非完全一致。但就总体情形而言，其尤所致意者，则在白氏闲淡自适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
我们知道，受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白居易对闲适的追求念兹在兹:“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力图达到“世役不我牵，身心常自若”的人生境界。早在为官初期，他在咏歌生民之病的同时，就不时流露出避世自适的思想，到晚年后，在政治环境日趋险恶，自身不断遭受打击后，其物外之情也日趋浓厚。相关作品在集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白氏力图超脱现实的生存智慧，在其身后就备受关注，也为历代文人所不断阐发。对于此点，时常阅读白集的遗民诗人心领神会，并异口同声地表达景仰之情。方文曾以“仙”来称呼白居易:“长庆风光俱在眼，香山胎骨本来仙”，羡慕其逍遥物外的人生风姿，可见他对白氏性情的深入体察以及本人注目所在。潘江也高度认同白氏兼取佛道思想的人生价值观:“漫道千年人已逝，尚存百卷调逾高。心情疑是仙兼佛(自注:公少好神仙，晚学浮屠)，骨味全同杜与陶。”魏礼则强调:“白傅真恬淡，不独为诗人。”首重其“恬淡”的人生态度，暗自流露出追攀之意。此种意向也为诸多遗民所共有。朱鹤龄就指出:“有真闲适，而后有左司、香山之诗。”徐增也认为:“夫学乐天之难，不难于如其诗，而难于如其人。乐天胸怀淡旷，意致悠然。诗如水流云逝，无聱牙诘曲之累，能如其人，则庶几矣。”在揭橥白氏的“闲适”、“淡旷”与诗歌之关联的同时，群相将其人生境界作为典范。不仅如此，白氏排遣人生不如意的重要手段，亦即纵情诗酒，在遗民群体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白居易在诗中描绘自己于诗酒的嗜好说:“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在诗酒两者中间，他似乎又偏重于作诗，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别来只是成诗癖，老去何曾更酒颠。”“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作诗俨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也在苦心吟咏中得以暂时抛却世俗烦恼。同白居易一样，遗民也将诗酒当作人生的精神支柱之一。孙枝蔚有《劝酒效白乐天》之作，其中有言曰:“作赋凌子虚，无有献圣君。持戈向边塞，不如羽林军。两事不可为，何以对斜曛。昔日谢东山，日日醉红裙。更有白太傅，卯时即醺醺。彼皆居大位，得酒尚欢欣。况我田野人，何时立功勋。坐令鬓已斑，年少耻为群。未知临老骨，定傍谁家坟。在世能几日，酌酒胡不勤。自饮还自劝，高歌看白云。……在世能几日，酌酒胡不勤。”瑏瑢?意欲效法白居易，在饮酒中忘却功名之想，泯灭物我界限。方文《纵笔》则云:“平生无所好，寓意诗酒中。酒多令人病，诗多令人穷。愚者惑斯言，智者意能通。凡病以酒治，诗穷而后工。即使有小害，莫敌其大功。况我老诗人，对客饮亦雄。沉酣无肺疾，啸咏有和风。窃比白香山，自号醉吟翁。”认为饮酒与作诗对主体来说利大于弊。诗末两句则径直以白居易自比，可见其对白氏放情诗酒的欣赏。其实，诗与酒本是中国古代文人排解不如意的常见手段，此传统源远流长，亦不仅以白居易为然，但孙枝蔚和方文都明确地将白氏当作比肩的对象，足证他们内心对白氏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白居易的闲适情趣，一是抱负难得施展后的达观，背后不乏看透世情后的睿智，也隐藏着些许凄凉与无奈;一是身心俱泰、志满意得后的自然发抒，时或夹杂着世俗情调。后人目为“白俗”，不为无据。遗民群体对白氏的接近更多地倾向于前者，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后一方面，也净化了其颓废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