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的诗歌创作，在主要学习白居易的同时，又汲取陶诗和杜诗精髓，试图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遣词造句以及诗歌风格则有意取法白居易，“以杜为骨，白为肤”。这也为一时名流所瞩目，尤为新朝官员称赏。方氏的挚友周亮工说:“尔止之诗初出，犹为人所惊怪，越数年而渐习，又数年，玉叔(宋琬)、尚白(施闰章)与余辈后先倡导之，而尔止之教遂大著于天下。”道出了方文诗从为人“惊怪”到“渐习”，以至“大著于天下”的过程。如果考虑到方文主要效法白诗的事实，则周氏之论实透露出白居易对清初诗坛影响渐次扩大的消息，也道出了在方氏身体力行的熏染下，周亮工、宋琬与施闰章等诗坛名宿群起响应的大致情形。今传宋琬《安雅堂集》中推举白诗之论无多，而周亮工和施闰章推崇白诗的言论则班班可考。周氏以方文的学习白诗为例告诫学诗者:“余故举其所论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见诗人之卓然自立，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挟持，非泛然而为之也。”对其师法典范的选择予以认肯。施氏有论曰:“余尤怪世人多薄视香山，而尔止酷好之，辄以为尔止病。今试取香山诗，沉吟三复，清真如话，飘然欲仙，即其杂文短记，杼柚己怀，寓目流连，愁疾自解，不烦药石，岂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乎!此固未易为耳食者言也!”对时人的菲薄方文揄扬白诗之论，不以为然，并对白氏“清真如话，飘然欲仙”的诗风深致敬意，特别批驳了流传甚广的“白俗”之说。周亮工与施闰章两人在清初均以爱士著称，在诗坛均有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他们出而响应方文，自当扭转对白诗的偏见，进而推动白诗的流行。
与此同时，方文还邀请著名画家戴苍作《四壬子图》，将他与同生于壬子年的陶渊明、杜甫和白居易同置一幅图中。方文《赠戴山人葭湄》诗曰:“柴桑范度本天人，杜白风标并绝尘。何幸置我于其侧，意态相关若有神。因持此图示同调，人人叹息夸精妙。”此图意蕴丰富复杂，但当有刻意树立白居易为典范的用心，正如朱则杰先生所指出的:“反映出诗歌创作的主观取向，具有诗学上的意义。”他将白居易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与陶渊明和杜甫并列，正可见出其意欲扭转诗坛片面崇尚陶、杜而无视白居易的偏见。这一高调之举，显现出他推尊白居易诗的胆识和勇气。《四壬子图》画成后，方文遍邀名流题诗，诗坛反应并不一致，但持肯定意见者则占多数。遗民如阎尔梅、孙枝蔚，新朝官员友人如王士禛、王又旦、汪懋麟等均有题咏。从“同调”的赏叹之声中，不难看到这幅图画对扩大白诗影响所起的推波助澜之力。阎尔梅《题方尔止四壬子图》云:“四子皆以壬子生，先后文章辉青史。……古人初不问穷达，一往辄复有深情。尔止此图仿古人，自命风雅之功臣。上下千秋若同堂，旦暮遇之须眉新。”汪懋麟《题尔止四壬子图》曰:“生平既无异，赋性岂有殊。……古今虽异代，先后皆同趋。况乃抱奇节，此君非腐儒。千载思高人，图画安可无?”他们在称赞方氏的诗歌学习陶渊明、杜甫和白居易外，交相赞誉他立意不凡，通过图画的方式，尚友古人而能传承风雅。可见这种别具一格的传播手段，在宣扬推广白诗方面的确获得了显著成效。后来王士禛晚年一改对白诗的菲薄态度，乃至宣称:“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可及。”汪懋麟则“涉笔于昌黎、香山、东坡、放翁之间”，应当有先前同方文交往中受到浸染的因素在内。 当然，遗民诗群对白居易的崇尚，并没有为诗坛所一致赞同。但同样无可否认，经由他们的努力，白诗的地位已悄然提高。遗民顾景星曾描述自明代中期迄清初诗风的迁换说:“当正、嘉时，尚气焰魄力，万历后，争为清新孤澹，数十年来无复克振。云间诸君稍追王、李，近则争尚李、何，渐为初唐，转而长庆。”“长庆”主要即指白居易。结合潘耒所云“迄今效元白、效皮陆、效东坡、放翁者盈天下”，不难窥见白诗的盛行之状。当然，“法因于敝而成于过”，风气流行既久，弊端自然相随而生，白诗的流行也不能避免这一结局。